在自欺的情状之下众天神使其死亡的人，众天神必定问他们说：“生前你们是在什么情状之下呢！”他们说：“我们在地方上被人欺负的。”他们问：“难道真主的大地不是宽阔的、能容你们迁移的吗？”这等人的归宿是火狱，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古兰经》（4：97）
谁为主道而迁移，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财源。谁从家中出走，欲迁至真主和使者那里，而中途死亡，真主必报酬谁。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古兰经》（４：１００）

○在中国信仰：信仰者的思想和追问

没有比现实的处境更能激发一个人的思想和追问了，并且这样的思想和追问本身也有别那些喊口号，搞理论，闹派别的形式要有意义的多。说起来，信仰本身就意味着关注心灵，关注存在的当下，关注身边的社会，并且诸如此类的关注在精神的世界里被提升。当我们每天都在行走，我们碰着了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我们选择记忆或放弃；但是总是有些命题，在人和事的平庸交往中，常常使我们经受着紧张，困惑，还有愤懑。

西北某地的一个致力于教授儿童 (背诵<古兰经>)的阿訇，在几个月前出了点事。当相关部门问他让未成年的儿童放弃国家政策规定的义务教育而到他那里学习背诵宗教经典，是触犯法律的，知道不知道？阿訇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对我来说法只是真主的法，除它外，再无他法。这个回答让他彻底地丧失了自由。据说他的罪名是非法拘役儿童，判刑8年。刑是判了，但在刑背后所掩藏的文化和观念的以及思想意识的冲突却结出了一条深深的鲜红的果子。

这样的果子难道只是一个个体的命运上所结出来的吗？我还知道另一个关于个体命运的故事。若干年前，我的一个兄弟在北京就因为一篇文章也突兀地失去了自由。他在文章中痛斥现代中国社会和体制的弊病，然后在对现实的深刻剖析中阐述伊斯兰的真理性和可操作性。而正是这样在政府看来是“异样的爱国”是对现行政权和体制的一种扰乱和颠覆，所以惩罚便极其自然的降落在那个兄弟头上，他被判刑3年。有人说这仅仅是关涉到中国法制的问题，也有人说这是关涉到政治的问题……但正是这些说法，让我看到了一张被政治，文化，信仰等知识观念以及选择所交织成的网，那网就是主流，而我们只是被网束缚着的胁迫着的挣扎着的小虫。小虫的柔弱和网的强大构成了一副危险的，同时也是冷酷的图景。

而就在那些刚性的事件背后，更多的是那些日常的被我们自己忽视了甚至是无视的弱势处境。在另一个故事里我还是能在最大程度上读出作为公民的穆斯林的软弱、边缘和无所作为。那是在福建的晋江，那里有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名字叫丁金顺。他现在双眼已经失明，行动十分不便。他是回族，并且信仰伊斯兰教。他在余生里为晋江那一带的伊斯兰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现在他老迈无力了，他很少出门，但是为了一件事，他却三番五次的往政府部门跑，你知道是什么事吗？为了他归真后能够被允许土葬。这个属于回族的，更是属于穆斯林的合法权利，在那边，却被冷酷地剥夺了，并且剥夺得非常的彻底。老人家为了跑这个事，已经跑过很多年了，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同意批复……据说政府部门给出的理由是：本地好不容易才实现全面火葬，再不能开土葬的门。所以，老人就始终在忧伤中等待，他的世界在黑暗中。我无法洞察他的心思是在等待一份来自政治上的善心还是一份来自于真主的援助，或者两样都有。我只知道，他每天都沉浸在一份深长的忧伤中。我甚至可以把他的这种生存也定义为失去自由的拘役；的确，有些人被拘役了肉体，却保留着精神；有些人被保留了肉体，但是却拘役了精神。而这两者，同样都体现了穆斯林的信仰申述在现实面前的孱弱、无助以及无可奈何。.

相对于被判刑后的非自由，我们所能拥有的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呢？在文化的不自由，肉体的不自由下，我们还能拥有什么样的自由心灵呢？正是在这样的思索的藤中，我试图要摸出一个被拧断了的干瘪了的不堪重负的瓜。

○汉语语境下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精神负担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说：凡属于“精神”的，一概离中国人“很远”。这句话被中国的基督教学者刘小枫在他的《汉语神学和历史哲学》里做了详尽的剖析和检查：黑格尔言中的“精神”代表的就是基督教精神，也可以说是宗教精神，却正是那样的“精神”离中国人“很远”。这点也是我对伊斯兰在汉语语境中的文化思考和思想审视中所获得的同感。这正如我在《汉语语境下的伊斯兰教》里所论述的：“历史清晰地表明，伊斯兰作为中国社会中一种下层的存在和上层的政权系统和文化系统保持着极大的距离。随着外来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群体在语言方面的转换以及相异的文化语境的介入和渗透，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逐渐在政治和文化的两个层面都开始自我封闭和逐渐的被边缘起来。在被同化和被异化的道路上，已经没有第三条道路。伊斯兰教的启示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吞噬和消化下逐渐丧失了它的优势，而群体自身的自我优越感和对现实所缺少的应有的宗教关怀使得穆斯林群体终于被孤立了，并终于被误解。这个孤立和误解，并非是单方面的；它关涉到政治和文化处境以及主体结构/主体的价值取向等等。”

如果说，历史是一种强大的传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这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就被羁押在传统的“城堡”之中。在我看来，这座城堡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地理、民族、思想意识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穆斯林已经在文化以及政治的层面丧失了对自身所承载的文明的独立思考和精神负担。悠久的反常的实践传统和思想传统，在根基上导致了伊斯兰文化在汉语语境中所建构起来的文化大厦的羸弱和贫瘠。而处在现代性思想潮流中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尝试着建立“挑战——回应”思想模式的同时，不得不还要痛苦的挖掘“精神”的困境。“文化的压力就是身为一种普世信仰文化的承载者却在汉语的文化语境里处于边缘的状态，这种长期持续的状态迫使我们显现出与主流文化的格格不入——格格不入的历史又造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文化内部的自我误解和外部的被误解；所谓政治压力的意思是穆斯林作为‘认主独一’的民众，认为‘所有权力归于真主’（作为‘大地上的代治者’）的民众如何在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下既保持自己的‘宗教忠诚’，也要适宜的处理好现实中的‘政治忠诚’问题。”（启明访谈）假如我在访谈里谈及的这两点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源亏空的话，那么，什么才应该是汉语语境下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精神负担呢？

作为现代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精神负担首先是由现代性所带来的。在理论上讲“现代性意味着神圣秩序的退隐”，旧有的，宗教的（或宗教式的），启示的，神圣的秩序系统被世俗的，人为的，建构的秩序系统所替代。但是，旧有的秩序系统作为一种根基并未因此消失，而是被遮蔽和工具化了。因此，在我看来“精神负担”的第一点就是：外在的秩序作为一种精神的压迫力量，在个体信仰者那里如何能获得内在的平衡？在这个问题的拷问下，紧接着的是一个更大的命题：内在的平衡如何进行表达？表达一点，正是在最大程度上涉及到了“资源”和“思想”的关键点上。于是，由现代性所引发的“精神负担”还是要回返到历史的源头里探寻伊斯兰教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结构性理论。

○妥协还是迁移

诚然，体制也好，意识形态也罢，更毋庸说语境，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甚至包括合理性和秩序性，都必定存在着人为的因素；人作为事与物世界里的主体，始终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但人是什么？只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而已，“芦苇”的命运在风里，在水里，在一些知名以及不知名的腐烂里。虽然，芦苇不应该向另一棵芦苇妥协，但是，芦苇必定要向它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妥协，这是芦苇的命运。而在妥协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意味着正确性的或者说合理性的选择。但谁可能保证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于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悖论产生了：一棵芦苇对另一棵芦苇的权利平等是否真正存在呢？

语境并非仅仅作为一种语言的环境出现，葛兰西以及萨义德他们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早已证实了文化语境的不平等性而导致的“文化殖民”。而这种不平等以萨义德的话说“很残暴的植入了社会”。因此，不平等的文化间的“和平共处”本来就包含着弱势文化的妥协的选择。这种妥协，以文明一点的语词来说是“融合”；以生硬一点的语词来说则是：“投降”。所以，当我在追问“妥协是一种希望吗”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所反映出来的关于选择的另一种可能：迁移。
其实，“迁移”和“迁徙”两词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指向。迁徙，有着更深的历史色彩和宗教隐喻；但迁移却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作为和“行走”几乎同义的词出现。如果说迁徙是个独特的宗教语义的话；那么，迁移则是作为宗教的行动主义的方式呈现。因此，迁移作为方式，有着多种可能：身体的移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精神的移动，从一种认识到另一种认识；思想的移动，从一种方式到另一种方式．．．．．．

当历史的围墙被一点一点修建起来之后，国家和民族一样都成为了“想象的共同体”；当伊斯兰世界的“乌玛”被历史的洪流无情地冲刷过以后，在穆斯林的视野里就出现了割据了信仰群体的真实的边界；有人说那边界其实是阻挡洪流的堤坝，事实上呢？边界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自留地。从此之后，各家的自留地之间有着严格的分界线，一方不得越另一方的“雷池”。即便作为圣地守卫者的沙特，在朝觐的神圣事务中始终作着令人憎恶的限制．．．．．．所以我知道：迁移，从身体的角度来说，纯粹是一种无望的想象。而作为精神层面的迁移呢？当所谓的“创制的大门关闭”，“正统和异端”在针锋相对，各种所谓的“救世”的“主义”泛滥，我不得不在选择之前做试探性的询问：精神，离我们有多远？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之前，我也不得不选择思想作为“迁移”的方式：我或者说我们要逃离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的语境，才能真正进入对启示进行思想和阐释的大门。

○什么是第三条道路

至于，妥协还是迁移的两元划分的目的是为了引出“第三条道路”而已；这也是我一贯的思想方式：对事物不绝对化不作所谓的客观评价不做主观的自以为是的论断。其实，关于“第三条道路”，我在前面的两节里都有涉及了，特别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我或者说我们要逃离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的语境，才能真正进入对启示进行思想和阐释的大门。”所以，我所要表达的“迁移”的真正内涵是：我们要自觉的有意识的把我们心里的那些受到强制的或者是受到传统束缚的思想意识清理出去，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精神家园。否则，我们的一生将会在苦难中上路，在迷茫里结束。脱离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困境，我们才能真正自由和独立起来。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内在的东西让我觉得可怕。

萨义德在他的《寒冬心灵》里这样写道:“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流亡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也许我是在天真地认为用这样一种流亡的方式，使得我们能够逃离出历史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的语境。在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中，流亡者能够保留着另一份自由，那就是自由的心灵。

自由的心灵，超越于秩序和胁迫，超越于刑和罚。但事实让我们紧张的感受到光有自由还是不够的，自由只是个基础；我们要藉着自由的翅膀，才有可能翱翔在信仰的天空。

记得多年前，我和一位值得尊敬的穆斯林长者聊天，当他听见我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理想，动机以及实践时，他冷静地告诉我：现在谈理想的穆斯林太多。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谈理想,我只是想说我们在谈理想一类东西之前，我们是否具备了那份品质，我们不能再幻想着说让别人把钱给你，然后你再去搞教门；或者让别人都听你的，你去干教门；或者说为我们这个满目创痍的民族做无谓的牺牲就是行教门……凭我的经验和认识，我觉得教门就是每个人的平凡的生活。生活在那里，教门就在那里；教门在那里，理想也在那里；那是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系统都缺乏深一点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有资格来谈什么秩序，谈什么代治。
所以，今天的我在想：我们并非没有道路；在反抗和妥协之间，我们可以走着流亡者的道路，流亡的意识能够敦促我们走向忍耐，走向成熟，走向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