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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的沉思——纪念萨伊德教授（1935－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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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的沉思——纪念萨伊德教授（1935－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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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明炜 文章来源：高原杂志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2-15 15:1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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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 Said）在纽约逝世。当日中午，哥伦比亚大学降半旗致哀。天黑以后，我来到萨伊德教授工作过的Philosophy Hall（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所在办公楼）门前草坪上，那里有数百名师生环绕一棵大树，举行烛光守灵仪式。稍早些时候，我接到一封传递给许多哥大学生的电子邮件，其中如是说道：萨伊德教授的去世，不仅是学术界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并且对于所有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人们，对于所有为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而斗争的人们，都是无法慰藉的伤痛。
二
在过去十多年里，萨伊德被许多人看作当代知识分子良心的化身。作为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萨伊德对知识分子的论述，来自于他对于“流亡”的刻骨体验：“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安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不能安定。无法回到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完全抵达、无法与新的家园或境遇融为一体。”萨伊德所说的流亡，在抽象意义上，意味着永远失去对于“权威”和“理念”的信仰；流亡者不再能安然自信地亲近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精神慰籍。以此，“流亡”中的知识分子形成能够抗拒任何“归属”的批判力量，不断瓦解外部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种种所谓“恒常”与“本质”。在流亡视野里，组成自我和世界的元素从话语的符咒中获得解放，仿佛古代先知在牵转流徙于荒漠途中看出神示的奇迹，当代的思想流亡者在剥落了“本质主义”话语符咒的历史中探索事物的真相。
今年春天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东方学》（Orientalism，又译《东方主义》）出版二十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如今《东方学》已经被许多人文学者公认为一部对当代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品，萨伊德在此书中力图表明“欧洲文化是如何从作为一种替代物甚至是一种潜在自我的东方获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的”。现在可以确信地说，萨伊德正是在“流亡”视野中展开对“东方学”知识谱系的考察。他从殖民历史的角度，剖开历史的裂隙，以此来反思西方现代知识和文化政治体制的构造过程，揭示出现代西方的主体身份是建立在把殖民地东方作为“他者”的认识基础之上。他由此所开创的后殖民主义的思考方式，撼动了现代西方知识界和政治生活里种种“恒常”、“普遍”的基本信念。
不用说，萨伊德的学术思想中生长着一种具有强大批判性、乃至颠覆性的力量。“流亡”的姿态和意识使他对于一切权力的约束和禁锢保持紧张的警惕和持久的反抗。这也就不难让人理解，他的理论会被很多读者看作为一种战斗性的思想（就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电子邮件所说的那样）。而对于中文读者可能较为陌生的是，萨伊德还有极具政治性的一面：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著有多部讨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作品，以更为直接、更为经验化的方式，切入到涉及到当代“流亡”政治的现实情境之中。
另一方面，萨伊德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流亡”，无论怎样的政治意识和理论思维由此生发，对于萨伊德而言，那首先是一种植根于个体存在的真诚体验。在出版于一九九九年的描述自己成长经历的自传《乡关何处》（Out of Place）中，萨伊德说他父亲当年执意将他送到美国读书，父亲认为让这个儿子长大成人的唯一办法是让他斩断和家庭的联系；萨伊德这样写道：“我对于自由的探求，只因这一断裂方能开始，因此，尽管我经历了如此长久的孤独和不幸，却已经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幸运。现在，怡然有所居处（比如，怡然在家），似乎已不再重要，甚至我亦无此渴求。更好的是四处漫游、无需定所，不要拥有房子，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有家园之感，尤其是在纽约这样一个城市，我将如此，一直到死。”
三
两年前问世的厚厚一卷《流亡的沉思》（Reflections on Exile）是萨伊德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他将三十年间写作的近五十篇论文首次结集出版。他在为此书撰写的长篇序言中对自己过去的学术道路进行总结，反复提到一个字眼：经验（experience）。与此同时，他十分清楚地勾勒出了自二十世纪初期延续至今的欧美理论界反“经验”的学术发展脉络，无论是从卢卡奇到詹明信、还是从艾略特到弗莱伊再到结构-解构主义批评，萨伊德指出他们的理论核心都包含着对于“经验”（更主要的是immediacy，直接性）的排斥，理论的生长由对“经验”的批判和拒绝中得到活力，片面地走向对于形式纯洁的单一体系的追求。随后萨伊德颇为尖锐地描绘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历史，从帝国主义集权主义（无论左、右）到“历史终结论”，其中同样回响着将个体从“经验”中隔绝的宏伟的意识形态“旋律”。读者或许记得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Intellectual）一书中写道：“我在追问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如何诉说真理？什么真理？为了何人？ 何地？”在学术“行话”踩扁了“经验”的当代，萨伊德发出这样的诘问，为的是要让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一看自己的脚下。
萨伊德在《流亡的沉思》中再次提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他坦言道：维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执拗地坚持将词语还原到掺杂不清的物理现实之中。对于萨伊德而言，维柯意味着一个古老的信仰：在一切纪念碑的脚下，有着无数男女的真真切切的身体。纪念碑的庞大身影无法遮盖或扭曲一个任何人都不可以回避的巨大存在：历史经验（historical experience）；并非抽象的历史——黑格尔意义上的理念实现的过程，而是根本不能归入任何单一形式框架的经验存在。
在《流亡的沉思》中，萨伊德承接《乡关何处》的结尾，写到他长久生活在纽约的体验。他在六十年代、“纽约知识分子”由鼎盛转向衰落的时期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尽管如同十九世纪的巴黎曾是欧洲流亡者的都城一样，二十世纪的纽约有着来自全世界的流亡者和移民，但这个城市正在“经典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在把它建造成一个新的纪念碑。萨伊德无法认同这个城市和集体向“右”转的“纽约知识分子”，在长达十年的迷茫之后，他于一九七二年首次重返故乡巴勒斯坦居住了一年之久（去学习阿拉伯哲学和文学）。令他惊骇的社会动荡、战争、苦难，使他在回到纽约之后，突然发现了“另外一个纽约”——在知识分子和学院教师视野之外的一个由许许多多移民组成的不安定、不定形的世界。
萨伊德在纽约生活中“发现”了“经验”的意义。更具体地说，他发现的是来自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流亡者的经验，处在话语世界边缘的存在，处在“历史”之外的时间。作为思想者的萨伊德，由此开始了面向历史经验的“流亡的沉思”：在帝国中发现真正的历史，描述纪念碑的建造过程。同时，萨伊德说，他不认为这种“流亡”经验只有移民、少数族群或女性等处在社会边缘的人才能感受到，而是一切体验到历史、生活在权力关系之中的人都会有的（尽管会千差万别）。萨伊德反对片面使用“后殖民理论”来攻击西方文明，而是认为，来自“流亡”的经验也可以使我们重新读解“伟大的书”：从荷马到但丁，从狄更斯到乔伊斯，西方文明的柱石也需重新细察，从中唤起活生生的“经验”。
萨伊德说：“我反复使用了‘历史经验’（historical experience）这个词语，因为它不是技术术语，也不是内行专用词汇，而是一条开放之路，指引我们逃脱形式和技术桎梏，走向活生生的、充满论争的、近在眼前的事物。”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论述，对于萨伊德而言，却具有着最大的挑战性，因为他这样说时，面对着整个世界的存在。
四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由于普京和其他多位国家元首在联合国会议结束后纷纷前来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校园里到处看到荷枪实弹的美国士兵和一身黑衣的联邦特工，学生们兴奋地随处聚集，期待着一瞥那些执掌权力的国际政要的面目；这是一个嘈杂的日子。
但在Philosophy Hall门前，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
站在烛光点点的草坪上，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想到约翰·多恩的诗句：永远不要去问，钟为谁鸣。在默默祈祷的人群中，我看到许许多多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面孔，联想到，在萨伊德教授的论述中，“流亡”从历史的黑洞中被还原为一种切肤的体验，它因此也就走出了狭窄的领域，面向我们每一个人。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夜写于纽约
十月二十七日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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