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奴颜婢膝，丧权辱国，对内加强专制统治，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如太平天国运动，西南和西北穆斯林反清起义、义和团运动等等，结果都失败了，最后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中国人民所企盼的民主、和平、统一的时代并没有降临，他们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穆斯林的处境尤其艰难，经过清朝政府200多年的摧残，特别对历次起义的残酷镇压，使他们元气大伤，造成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精神上压抑。从而使其变积极为消极了，变开放为保守，把自己封闭在清真寺里面，把自己局限在念经、祈祷、斋戒等宗教功修里面，而很少关注外界的事物。最终陷入了越保守越落后、越落后越保守的怪圈。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穆斯林当中的一批先进分子目睹这种状况，感到痛心疾首，产生了忧患意识，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促使他们面对现实，思考问题，寻找出路。他们认为，导致穆斯林贫穷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如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军事高压，尤其是对历次起义的残酷镇压，把劫后余生的穆斯林从内地月巴沃的土地(如八百里秦川)和繁华的城市，赶到贫瘠的边远山区，使他们祖祖辈辈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使他们总是为生存而奔波，根本顾不上发展。至于内因，正如上面提到，由于受到历代统治“汉化”政策的威胁和影响，由于受到历次起义失败后的残酷打击，使他们对汉文化产生逆反心理、抵触心理、甚至恐惧心理，一提汉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一概排斥。从而导致与主流文化的绝缘。与主流文化绝缘的结果，使自己无法享受主流文化的精华，使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养分，使自己总是处在边缘状态。有鉴于此，穆斯林的先进分子提出改良经堂教育，主张中阿（中阿并授，是指中文(汉文)和阿文并授，培养既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各科知识，又具备扎实的汉文化修养的新型人才）并授。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等主张。为此，掀起了设学校、创社团、办报刊、搞研究和派留学生的热潮，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名汉族学者顾颉刚先生热情称赞它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载《月华》第9卷)）。

(一)创设社会团体

团体是促进一项事业的组织保证。因此从清末民初开始，穆斯林当中的有识之士非常重视创立社团。20世纪前半期(1900～1949年)，全国各省范围的穆斯林社团达100多个。这些组织发起最早的应算1906年由穆斯林知识分子童琮在镇江创立的“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2月成立于武昌，由白崇禧任总理事长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活动时间最长的是1913年由蔡大愚、马邻翼创设的兰州回教劝学所”。

    这个时期的穆斯林社团按其职能来划分的，主要有三种类型：教育团体、学术团体、救国团体。

    教育团体是穆斯林有识之士有感于穆斯林教育落后而设立的，以图振兴穆斯林教育，提高穆斯林文化素质。南方镇江的童琮创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开立教育团体之先河。同期，北方杨仲明阿訇在京设立“清真教育会”。留日穆斯林学生则组织了“留东清真教育会”，探讨穆斯林教育发展的大计。然而这时的社团还处在艰苦的探索阶段，各种限制尚未解除。民国建立，中国才有了结社的自由。王浩然阿訇于1912年7月率先在京成立第一家全国性组织——“中国回教促进会”。该会以“联合国内回民，发扬回教教义，提高回民认识，增进回民福利”为宗旨，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和支持。王浩然阿訇在考察中东各国后，深感“世界大势非注意教育不足以图存”，大声疾呼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引起各地穆斯林的共鸣和响应。1913年，蔡大愚、马邻翼创立“兰州回教劝学所”(后扩大为“甘肃全省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并在各县设立分会，兴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型人才。1921年，马麒在青海成立“宁海回教促进会”，提出其宗旨为“促进回教青年学生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后来该会先后改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青海省回教促进会”。1931年，马步芳任会长后，扩大了该会的分支机构，在贵德、湟中、化隆、大通、门源、民和、循化、。互助、湟源、乐都、同仁、共和等县，分别成立了该会分会，以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1929年9月陕西也成立了“中国回教公会陕西分会”。1934年，陕西又成立了“西北回教文化促进会”以“阐明回教教义，以文化活力融合回汉情感，使回民向心力集中于国家”为宗旨。1933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一时间，教育社团遍布各地，提倡教育的气氛空前浓厚。这为发展穆斯林教育做了舆论准备，并提供了组织保障。

    这个时期出现的第二类社团是学术团体，是与教育类社团紧密相关的。中国穆斯林的学术活动向来是零散的个人行为，没有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保障。用这种零散研究的方式，虽也出现了前文谈到的明末清初和后来云南地区汉文译著的繁荣，但在一个专制制度之下，这种个人的努力往往会受到环境、财力、物力和社会氛围的限制。有鉴于此，民国时期的穆斯林有识之土，利用出版、结社之自由，创立学术团体，集中力量进行学术研究。1913年、1917年，在北平先后成立了“清真学会”和“清真学社”，旨在“阐明学理，研究学术各宗旨，藉联回教之感情，共勖学问之进步。”1922年，王静斋留学埃及攻读伊斯兰教各科经典，回国时带来600多种学术典籍，潜心研读，带动了国内学术研究之风。1925年，由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该会以“阐明教义、提倡教育、联络中外同教情谊”为宗旨。设文牍、交际、编辑、教育、调查、会议、庶务、宣讲等八股，分工负责。并成立学会所属的“编辑委员会”，编辑、发行会刊。此后，各地也竟相仿效，纷纷设立团体。1929年北平各大学穆斯林学生联合创立“伊斯兰学友会”。1933年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宣传所”。第二年，太原成立“伊斯兰布道会”，上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协会”。1938年又成立“上海伊斯兰妇女协会”。同年，桂林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学会”。其中1931年成立于南京，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促进教务，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中国回教青年学会”还设有专门的“回民学术研究会”。这些学会、研究会等，积极开展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活动，编辑、发行学术刊物，为繁荣伊斯兰文化，促进穆斯林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起到了较大作用。

    第三种类型的团体是救国团体。清末民初的中国处在一个动荡的、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使得每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穆斯林也不例外。他们积极投身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当中，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热情地赞扬中国穆斯林说：“回族(实指穆斯林)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之加人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以绝大之保障。（见《突崛》1934年创刊号）”救国类团体创立最早的应推1911年4月成立的“上海清真商团”和同年6月成都成立的“清真保路同志会”。商团以“勤力操练，灌输革命思想”为宗旨，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同志会”的各项活动被时人誉为“清真同志之爱国热忱”。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穆斯林积极响应，纷纷组织团体，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山东组织了“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天津穆斯林团体则积极要求加入当地的各界联合会组织，北伐战争后，北平成立“中国回民公会”，以“从事中国境内民族的广义团结”为宗旨。华北产生了“以精诚团结，维护本教荣誉”为宗旨的反对1932年《南华文艺》和上海北新书局“侮教案”组织——“华北回民护教团”。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大规模侵华，民族危机加重。团结抗日成为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中国穆斯林除了以个人名义参加各种抗日活动以外，还组织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高级将领(后一度当过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电请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松亭四大阿訇及唐柯三、孙绳武等穆斯林知名人士，云集武昌，共商建立穆斯林救国团体事宜。1938年2月，“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成立，白崇禧任理事长。该会成立后，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市)建立分会，宣传抗日，组织抗日运动。该会组建了“伊斯兰世界问题研究会”及“西北问题研究会”、“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广青年服务团”、南北两路抗敌“巡回工作团”、“编评委员会”，等，以“发扬教义，团结回教民众，协力救国”为宗旨。该会还组织“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中国回教朝觐团”等，开展民间外交，向伊斯兰国家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和觊觎边疆的阴谋，求得其对我抗日的理解与支持。该会所属的山西、云南、宁夏等省分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山西分会干事长马君图率“回民抗日义勇队”在太行山一带抗击日寇，重创敌军，1940年在晋城遭敌人拘捕，以身殉国。这类组织，较早的还有1937年成立的“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同年成立的包头“西北回民救国会”和1938年2月成立的“甘肃回民救国协会”等等。这一时期，穆斯林青年组织也很活跃。1938年6月成立于武汉的“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在救济、宣传、收容难民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以上简要介绍了穆斯林在民国时期建立的各类社团。其实，上述三类社团只是大体上的分类，其职能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很多社团既提倡教育，又研究学术；国难当头，又进行救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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