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朝初年，一批回回人随蒙古军队进入大理。明朝初年，又一批穆斯林随征讨大军进入云南，而驻军滇西的士兵以回族为主，所以，回族人民对大理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天，当你从大理古城南门往北行走百余米，在街的西侧有一座与临近的民居截然不同的宅院。在十四级石阶之上，绛红色的三开间门厅显出这组建筑的身份不凡。蓝底金字的“总统兵马大元帅府”牌匾在蓝天和苍山的衬托下格外地庄严。在这组建筑中，真实地记录了一段云南西部人民在回族人杜文秀的领导下，英勇抗清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

1840年以后，清朝的腐朽无能将中国社会拖向更加黑暗的深渊，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在云南，汉、回地主和商人因为兼并土地、争夺矿权和绅权，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两族间群众的仇杀和械斗时有发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云南永昌府的官绅屠杀回民，造成“永昌惨案”。杜文秀先后赴省会、赴京城上诉，但是都没有得到官府公正的处理。在为大家讨公道的过程中，杜文秀在众人的心目中建立了威信。

咸丰六年(1856)，昆明的官绅又屠杀回民，而且，社会上盛传当局要屠杀全省回民。于是，各地回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反对清朝屠杀回民的斗争。姚安、巍山、玉溪、建水、澄江、昆阳等地的回民纷纷起义，起义队伍不久就汇合成两支，其中云南西部的回民就在杜文秀的领导之下。

清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被群众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在大理城原云南提督府署内建“大元帅府”，设官建制，大理政权由此建立。

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实际上是一次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大理政权提出“锄满、扶汉、除奸”的口号；实行了整顿吏治、严肃军纪、减轻赋税、鼓励农耕、保护贸易、提倡文化教育等一系列安定社会秩序、扶助生产的措施。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人心悦服，农民工商各安其业。在政权建立不久，杜文秀起义军数次进攻省城昆明，杀死云南总督潘铎。杜文秀四次打败前来进剿大理的清朝军队。到1866年时，起义军已经夺取了53座城池，占领了云南省的大半，大理政权达到极盛。

同治六年(1867)，杜文秀决定乘胜东进，派20万大军进军省城，采取先肃清云南清军势力，再图谋进军川黔的方针。但是，由于主将指挥不力，战术混乱，大理政权的军队包围昆明许久，却久攻不下，义军停留在昆明城外达两年之久，坐失战机。与此同时，清军却得到了喘息、整顿、部署的机会。同治八年(1869)，清军发动反攻，杜文秀的主力大部溃败，形势急转直下。起义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据守滇西，无力进攻；而清军则转守为攻，步步进逼大理。

同治十一年(1872)11月，清军围困大理。26日，杜文秀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以他和全家服毒自尽来换取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当杜文秀的部下将服毒后的杜文秀抬到清军杨玉科的营地后，杜文秀仍然被斩首示众。更为残忍的是，云南巡抚岑毓英、总兵杨玉科进人大理后，不仅杀死了所有的降将，而且血洗了大理城。一时间，生灵涂炭，田亩荒芜，满目疮痍。

杜文秀墓，就在今大理古城南面七里桥乡下兑村。杜文秀墓是一处南向的、简洁的陵园。一走进陵门，甬道两侧种植有苍翠的松柏。在方型灰白色的台基上，安放着杜文秀的麻布石石棺。石棺正面镌刻着“大元帅杜文秀之墓”几个醒目的汉字，墓的两侧和背面均为阿拉伯文饰。在墓前还竖立着一块大理石质的石碑，石碑碑文是由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撰写的。碑文介绍了杜文秀的生平事迹，对杜文秀及其领导的反清斗争给予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