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巴哈伊——艾哈埋迪耶教

 在近代历史中，最有代表性的宗教融合现象莫过于巴布——巴哈伊——艾哈埋迪耶教了，实际上，这是三种新型营造的信仰，而且一个作为一个的前提，都出于同一条道路。只是因为外在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教内的分裂，才促使它们一个从一个中陆续蜕变出来，而且由开始的试图借助宗教进行社会改革，转变为因社会政治而改革宗教，进而成为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宠儿；由开始的宣扬武力，转变成为效忠侵略而进行“和平”宣传，进而成为领取侵略者资助的走狗，其演变过程是十分清晰的。

它们虽然在党阀之争上已分道扬镳，但始终保持的一致特点就是都因为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宗教，而且都立足于宗教融合立场，要求承认他们各自的教主是“受真主派遣的使者”，承认他们教主的著作是“真主所授予的经典”。同时也都在力图说明各种信仰可以以他们为中心合而为一，形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化宗教，尤其后两种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力图创建设想之中的新型的普世宗教。

（一）巴布教

巴布教创始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819—1850）出生于伊朗南部设拉子市一个富裕的布商家庭，信仰属于十叶派，后来受到谢赫教派首领赛义德·卡兹姆·拉希提的栽培，终于成为该派的首脑人物，并于1843年被推举为领袖，同时自封为“巴布”，即通向真主之门。

谢赫教派是从十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中分化出来众多小支派里的一个，所规定的教义既不同于十二伊玛目派，也不同于其他支派，其中主要强调的是先知是人与真主之间的中介，人与先知之间没有相似性；伊玛目是从先知的光上产生的，伊玛目是真主创世的工具和最终原因，世人只有通过伊玛目才能认识真主；信仰原则是四项，即：信真主、信先知、信伊玛目、信隐遁伊玛目的代言人。该派教义不但与正统伊斯兰相左，同时也被十叶派斥为异端。

阿里·穆罕默德在此教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巴布教，他宣布通过他这“巴布”之门，可以获得神秘知识，可以了解隐遁伊玛目的旨意。巴布教十分重视“19”这一数字，连同自己他另外选派了18人到各地去传教，1845年他又宣称自己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救世主，即历史上隐遁起来的伊玛目买赫迪，如今已经来临，他要建立“正义王国”。

由于巴布教篡改传统教义，为标榜自己竟然公开否认古兰，否认主的使者封印列圣的经典判断，不断杜撰异端邪说，甚至杀人越货鼓动叛乱，因而不久就被当局镇压，阿里·穆罕默德本人也在1847年被抓捕入狱。在狱中，他不情愿结束改革，一心准备出狱后继续宣传，而且还编写出自己的《白杨经》（也译为“默示录”），以阐述他宗教改革的主张，其中按自己意图重新规定了教义、律法及礼仪，说明自己的理论。于是他的门徒们就将《白杨经》奉为巴布教的根本经典，并用以取代古兰经，彻底改变信仰，并于1848年宣布脱离伊斯兰。

阿里·穆罕默德为推行自制的新教义、新教法，必须对伊斯兰采取否认立场，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为此，他提出伊斯兰时代已经结束，巴布教时代已经到来；《古兰经》已被停止使用，取而代之的就是他所编写的《白杨经》。他宣扬《白杨经》是适应这一时代的新教义和新法律，这些新教义和新法律不能由凡人制定，而必须由真主派遣新的“先知”来制定，因此，他本人就是真主派到这个时代的新“先知”。

出于实用目的，巴布教否认真主在《古兰经》中所规定的功课，主张要彻底进行删减，尤其要简化礼拜、封斋、朝觐、作净等各个方面的法定制度。让妇女们摘去面纱，严禁向贫人施舍，取消集体礼拜，个人可以在方便的时间，方便的地点自由地礼拜。将朝觐地点改在巴布本人的出生地设拉子市，宣称设拉子是圣地。把斋戒改为19天，每年改为19个月，每月改为19天，每人每天要念19段《白杨经》，每年的第19个月为斋月。还妄称真主的尊名是19个，宗教领袖委员会必须由19个人组成等，巴布还将支取利息视为合法，一切交易不受限制，男人可以佩带金银饰品，随意穿戴丝绸衣物，巴布教已从各个方面改变了伊斯兰规定。而且否认信仰的基本信条，他们根本不承认后世的经典说明，尤其对于天堂、火狱的描述，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一种虚渺的比喻，他们说天堂、火狱只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已。这些谬说中的主要部分，与其后来的在此基础上衍化出的巴哈伊教、艾哈埋迪耶教，以及在中国的追随者们的观点都是相同的，只是后继者在宣传方法上更加虚伪和因时制宜。由于巴布教不断地在民众间煽动叛教，制造动乱，于是很快被平叛，阿里·穆罕默德于1850年被处死。

阿里·穆罕默德被处死后，他的门徒们也被流放到伊拉克，在那里他们继续鼓动叛教活动，但由于他们内部认识不一，相互争斗又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叶海亚为头目，称做“阿里派”；一派以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为首领，称做“巴哈伊派”，不久，后者又演化为巴哈伊教，发展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多元信仰”，实际上是无信仰的混合型“现代新兴宗教”。

如果说巴布教的出现是因为其头目阿里·穆罕默德要以宗教的名义争取民众以进行社会改革的话，那么，巴哈伊教的出现就是完全为迎合殖民主义的侵略需要迷惑民众而进行矛盾调和的产物。

（二）巴哈伊教

巴布教被铲除后，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因涉嫌谋杀国王而被逮捕，1853年被流放伊拉克。后来他仿照阿里·穆罕默德的方法故技重演，在巴格达宣称自己才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救世主，隐遁的伊玛目买赫迪。1863年他又升级给自己戴上“巴哈乌拉”的头衔，宣称自己就是真主的使者，是来向各国君主、罗马教皇和所有神职人员宣布自己的使命的。1867年他又重申自己就是买赫迪，说这是印证巴布所预言的。后来他又在自己所写的书中反复称自己是“王中之王”，最后终于被奥斯曼政府逮捕，同时又被流放到巴勒斯坦的阿卡并死于该地。

巴哈伊政治嗅觉非常灵敏，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亲眼看到巴布的惨痛失败以及同伙人的凄惨下场，他深刻地感到如果继续坚持巴布的路线也不能摆脱同样的结果。于是为回避锋芒，扭转尴尬的局面，他一改巴布教观点和方法，由巴布后期的武装斗争方式，突变为对统治者奉迎献媚，首先放下武器，宣布取消“圣战”教义。同时向所有政权、或国家采取一种实用的“和善”态度，主张并宣传对于无论什么性质的政府与国家，都要忠于和拥护，而且这一主张也成了巴哈伊教义的主要内容。因此得到权势的青睐，随之有了安身之所，从而打着“慈善”、“宽容”、“博爱”等旗号四处扩张，而且企踵名利，大肆收敛财富。

巴哈伊教是在巴布教的原型上改造出来的，所以，在巴布教已篡改的伊斯兰内容方面，巴哈伊教依旧维持原样，但为了更适应自身方法的转变和时代的需要，巴哈伊教在巴布篡改的基础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对所余剩的传统教义又做了更彻底地修改。同样原因，巴哈伊教开始是以巴布的《白杨经》作为经典，后来巴哈乌拉又编出了自己的《至圣经》并用它取代了前者。

巴哈伊教所倡导的混合型宗教教义主张，上帝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宗教中有不同的名子，诸如天神、天主、上帝、佛主等等，所以各种宗教也就是一个宗教。无论古今圣人、教主、先知都是受天神旨意而差遣的。如古代圣人亚伯拉罕、犹太教的摩西、拜火教的索罗亚斯德、印度教的克里希南、佛教的释迦牟尼、耶稣等等，直至他本人巴布“巴哈乌拉（他的尊号）”，都是先知。尤其他自己具有比其他先知更特殊身份，因为他是很多先知的化身，古代的各先知都在他身上的显现。譬如对犹太教讲，他就是上帝派来的弥赛亚；对基督教徒讲，他就是复临人间的耶稣基督；对印度教徒讲，他就是天神琵湿奴；对穆斯林讲，他自称为迈喜哈（尔沙圣人）、马赫迪，还有什么“受道教长”等等。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巴哈教徒称他为“它”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在创建混合型信仰新兴宗教过程中，也与其他宗教多元论乃至后面所述的卡迪安教相同，都是从给真主妄加尊名开始并以此为核心展开对传统教义各个方面进行篡改的。他们非常清楚，崇拜对象是决定宗教教义、教法全部内容的最高范畴，崇拜对象的混淆或改变，就意味着宗教的混淆或改变。尤其在哲学的一般描述中，崇拜对象的名称又往往为“终极实在”、“实在者”、“终极实体”等种种泛指信仰对象的思辨性术语所代替，实际上这是一种立足于所有宗教之外的称述，可是它却为非宗教观的教义混合信念提供了理论的趋近性，尤其为建构宗教多元理论设置了铺垫，由此多元论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某种混合型教义一步一步地推衍出来。但是，由于它没有站在任何一种宗教的立场上，所以也就不能真正形成一种实在意义上的宗教，更无法回避不同信仰的实质性矛盾，因而，任何混合型教义都必须掩盖相反自身主张的经文，回避经典间相冲突的内容，同时夸大貌似一致的方面，以此虚构出一种所谓的“普世宗教”，如前所述，这是多元论者倡导各种混合型宗教时所采取的一种共有惯用的方法，即：支解经文,断章取义。他们只选择可利用的内容，闭口不谈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内容。巴哈伊教、艾哈埋迪耶教以及中国的追随者，对此手法的运用都是驾轻路熟的，甚至巴哈伊教的出现就是借助于此种谋略的典型体现。

实际上这只是以一种欺骗性方法营造一种欺骗性局面，倘若检查其本质立场和真实信仰，就不能不认为这种“宗教”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谋略。

力图创制混合型宗教的人都非常清楚，信仰对象的命称是区别不同信仰的核心标志，任何宗教都是从信仰对象的命称开始的，混淆教义也必须从解释最高信仰对象的命称开始，米尔扎·侯赛因·阿里说，“安拉虽是独一的，但可以取不同的名称，如上帝、耶和华、神、天主、佛陀，虽然称谓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统一的。”（见，《巴哈乌拉圣典选集》）（中国的追随者也这样说）。

既然各种宗教以不同称名所称述的都是同一位主宰，那么，各种宗教也就是出自一位主宰的规定；各种宗教的先知也必然是来自一位主宰的派遣了，因而巴哈乌拉认为“世界上无论是哪一种宗教，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甚至佛教、耆那教、印度教、锡克教等等，虽然有不同的名称，但都是来源于同一个上帝。”（见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对此，中国的追随者也频频地拿来古兰经第5章65节为此观点出示证明）。

继而，巴哈伊教要求人们要承认每一种宗教的先知和使者，承认亚伯拉罕、克里希南（印度教领袖）、琐罗亚斯德（祆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耶稣、巴布（阿里·穆罕默德）、巴哈乌拉（即他本人）等，都是主的使者。他说每一位先知都有一个预言周期，而他本人的预言周期大大超越所有使者的总合，至少要延续50万年。对此他强调“巴哈伊信仰应该被视为一个循环的鼎盛期，即一系列连续的、预言性的和演进性的启示之最后阶段。”（〈巴哈乌拉之天启〉）（对此，中国的追随者就明确否认主的使者时代是伊斯兰顶峰时期的著名圣训，极力斥责揭示当今世界为愚昧主义的学者，而且宣扬“顺应时代的使者还会再来”）。

鉴于无论什么宗教在巴哈伊那里，都被视为同一个宗教，因此，这一混合教义也敞开接受任何宗教信仰或非宗教信仰者加入巴哈伊教，如犹太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祆教徒、锡克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拜物教徒以及无任何信仰的人，都可以被接纳为巴哈伊教徒，虽然每一个入教者依然保持原有的信仰（对此，中国的追随者就指责千百年来的穆斯林学者们连古兰经都没看懂，并力主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包括“沙便人”只要信主、信末日，多做好事都能进乐园，而且还特加解释“沙便人”就是拜物教者）。

巴哈伊教对于接纳愿意参加者的条件非常宽松，只要你肯于承认该教头目是“显圣者”，了解教内行政管理的一般状况并遵守其规则，就可以成为巴哈伊的一员。“‘参加者不一定要懂得圣典中所有的证明、历史、法律及原则，但除了获得教义之火花外，他们基本上要晓得巴哈伊教的中心人物，了解他们所须遵行的法则和行政原则。’（巴哈伊世界正义院：Wellspring of Guidance）如果有人要求入教，他们可以向地方‘灵体会’提出申请，如果灵体会认为申请人已经明白了作为一个信徒的含义，并准备按照巴哈伊教义生活，那他们便算是被接纳入教了，而不需要举行任何礼仪或宣誓。一旦成为一名巴哈伊教徒，不管他原来的宗教背景如何，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或其他宗教背景者，他们在成为巴哈伊教徒之后，不一定要放弃其原来的宗教信仰，只要相信自己是作为上帝的信徒，承认上帝定时派来的显圣者，而不用坚持巴哈伊教义超越于其他的宗教。因为显圣者的连续出现是没有开始的，因而也不会有终结，因此巴哈伊教不宣称它是人类灵性发展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上帝派遣的先知将连续不断地显现，派遣会到那无终止的终止。甚至在巴哈伊教举行的灵宴会上，教徒们也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颂读祷文，既可以选择巴哈伊教的经典，也可以选择其他天启宗教的经典。”（见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

巴哈伊教不允许说“异教徒”一词，力图要在人们的头脑中抹掉“异教”这一概念，他们十分鼓励含糊的异教通婚，各大宗教的经典都被视作巴哈伊教的经典，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在自己所写的经典《确信之道》中，就大量抄写了《古兰经》以及其他宗教经典的内容。巴哈伊教的灵曦堂可供抱有任何信仰的巴哈伊教徒诵读、宣讲、阐述各自信仰的经典，包括唯物论者以及无信仰的人在内，举行不带任何教派色彩的崇拜仪式。他们之间可与各种宗教人士同桌进食，无忌任何违禁食品（对此 ，中国的追随又大声疾呼要求穆斯林要“宽容”，而且不要指责别人无信仰）。

这种情形更象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沙龙”，但其中每个人的信仰都是矛盾的，人与人的本质都是不同的，所诵读的内容都是相互排斥的。可以想象，在“灵曦堂”这一美妙的名号下面，聚集着一邦貌合神离的异己分子，就象一群手持不同颜色彩笔的小孩子，乱哄哄地在同一张白纸上作画，各个横图竖抹，胡勾乱点，最后虽留下一张色彩斑斓的垢渍，但却什么也不是。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为了舒张他制定的教义、教法，特别提出一种说法，即：“每一位先知所传报的信息都是独特的，每一位都有特定的言行方式来显示自己，因此，他们的伟大性才具有差异。”其实他这是在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段，以混淆概念的方法歪曲伊斯兰意义。

依照经训明确的昭示，每个穆斯林都非常清楚，真主派遣的全部使者所传达的信息都是相同的，即“再没有主，惟有安拉”。这是古兰经中屡屡强调的相应于真主独一的唯一正确的信仰，是正信的精髓，伊斯兰的总纲。每位使者奉命传达的信息都是以此为宗旨，为核心的。其间法律规定虽略有不同，但认主独一的信仰绝无丝毫差异。在宗教学中，“信息”一词更重要的内涵是指称教义的传达，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将每位使者的法规差异以“信息”代替，而且在“所传报的信息”后面又缀上“都是独特的”一语，意在说明每一位使者所传达的宗教都是不一样的。如此就可以将不同（独特）的信仰，判断为都是出自独一主宰的教义，另外他又将“言行方式” 也加上“特定的”一词，将各种宗教实质迥异的功课和行为规范混同起来，所谓“显示自己”的“言行方式”首先应是表现在功修制度方面的行为，加上“特定的”一词，也就概括了各种宗教各不相同的崇拜仪式、礼仪制度，及由此延伸的言行标准，这些不同的方式在如此的表述中，无形地都被转换成是真主所“特定的”了。这是他们惯用的概念转换手段，他们总是以这样巧妙的方法，魔术般地改变传统教义，而且将这类方法已作为传承技巧传给了卡迪安教，现在他们在中国的追随者对此也达到了运用娴熟的地步，对于留心辨别的人，这样的例子在他们所抛出的文字中是随处可见的。（如在《伊斯兰召唤》中就说，真主的启示“是从不同的领域或非常的渠道反映出来”的；孔子“对造物主的认识，则是以对天的崇拜来表达的”；“历代法师是有其独到见解的，他们在文明建设上作出过一定的贡献”等，都与巴哈伊教理论如出一辙）

 巴哈伊信仰本身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说教，既象哲学，又象宗教；既不是哲学，又不是宗教，教义内容明显是东拼西凑的，教法主张也是胡拉乱扯的。它解释宇宙是与上帝同为无始的，这是照搬了阿拉伯哲学家伊本·鲁士德的学说；它将存在界分为六类方法又是借用了苏菲理论；关于灵魂的认识是模仿伊本·西那所描述的；其所谓的“显圣”理论又是抄袭基督教的。不仅如此，在巴哈伊教义中还搀杂着进化意识、科学主义和其他哲学的影响。明显表现出其信念确定过程的本身就是实用主义的（就象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在进行说教中，时而拉入进化意识，时而引进科学概念，时而又摭取哲学破烂，最后才看出是在进行混合教义的宣传）。

尽管巴哈伊教时常把“博爱”、“宽容”挂在嘴边，而它与其他多元论宗教的实质立场一样，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充分地体现出排他主义的本相，而且十分凶残，为渗透和扩张自己的主张与势力，80年代巴哈伊教在巴基斯坦杀害多名伊斯兰学生一事，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