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

圣灵在运行中，被赋予非单一性质地寻找和进入教徒的方式，已导致圣经作者的多元化。《圣经全书》就被认定是以这样的方式，由圣灵指挥为其所感动者所写出的。对于“全经为上帝所启示的观念被确认为两种含义：一是启示的内容是精神界的，不凭感悟就不可得知的事情；二是被圣灵所感悟者，对启示的口述或笔录是被保护的。由于启示是在圣灵降于写经人肉体之内而实现的，所以它并不影响或限制写经者自身的个性。”（贝鲁特亚美利加印刷局出版的《圣经辞典》1894）在一本由让·吉汤所编辑的《教义问答》中说：“上帝自己不曾写下这些经典，这些经典是由上帝把他想要我们知道的一切吹入众多的使徒和先知而写成。人们把这种吹入称为启示。”约翰则在《启示录》中描述说：“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

（一·10-11）

天主教、耶稣教及其中各派之间对“启示”的解释虽存在着差异，但他们对于启示是出于《圣经》作者们的写作，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先知们用笔写经，被后人封为使徒的人也用笔写经，使徒的门徒们也用笔写经,其实，《圣经》中还有更多内容至今也不知到底是谁写的。这种情况是基督教内外的人们所共识的事实。

基督教的教义之一就是要相信写经人只是上帝的代笔者，相信众多的写经人自己都未曾写经，只是圣灵在他们的身体中将他们作为器具和管道，利用他们在写经，他们自身与经文没有一点关系，因此经典不会发生任何矛盾和错误，甚至教义理论已经认定，写经人的个性也不会因写经而受到影响。

可是，近两千年的历史表明，这种预许和期望始终未能兑现。虽然“直至18世纪，学者才被允许认为《圣经》本身便有矛盾之处，甚至反映了极不同的观点，并由此才开始了真正的历史的探究。”（英·汉弗雷·卡本特《耶稣》）然而，在近千年前，圣奥古斯丁对《圣经》中的错误之处就已感到不知所措，他曾向圣哲罗姆表白对《圣经》中一些内容的疑惑，他说：“凡碰到违背事实的地方，我判断这段经文就是错误的，翻译没有正确表达原意，或者坦白说，我弄不懂。”（《致圣哲罗姆书》）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历代用心诵读福音书的教职人员和学者上，然而为维护经典尊严，随之也发现了各种不合逻辑的解释或虔诚的掩饰。安息日会的“女先知”怀德夫人虽不无惋惜地承认了圣经的易错性，且说：“可是抄写家不会不犯错误，上帝显然没有决定要他们在抄写时不犯错。”然而，其后又说：“我看到上帝对圣经曾特别加以保护。”并进一步解释说：“不错，圣经已遭掺假，但它仍很纯正。”“它是人为的，也是神意的。”怀德夫人的话实在令人不好理解，上帝即“没有决定要他们在抄写时不犯错”，而又对经典“特别加以保护”；经典虽“已遭掺假”，但它又“很纯正”；它既“是人为的”，而又“是神意的”。可见怀德夫人的逻辑更加基督教化和非同寻常。语言的舛乱反映了心态的矛盾。正如清高的真主所说：“他们的心中有病”“因为他们欺骗（自己）”（2：10）（参见《圣经是上帝的语言吗？》）

总之，人为环节的掺入为以伪乱真造成了方便条件，所以历史上《圣经》的编纂可能已成为天下版本最多、最乱的一本书。

被圣灵感动的理论，与经典始被篡改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由于圣灵可能进入每一相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人的身体里，借助他们的口说话，借助他们的手写字。那么，否认的证据也就必然能够体现于圣经经文因不同来源而产生的差异和抵牾上。假如圣经真的可以避免个人思想和不同气质的影响，毫无矛盾地体现为同一语言和同一昭谕的内容，那么，即此也就可以考虑 “圣灵启示”的见证了。可是，自福音书出现之日起，圣经就体现出各种不同思想，不同气质，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表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千差万别来。由此观之“被圣灵感动”的观念，已为篡改和杜撰经典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从此失去经典与人为著述之间严格分界，因而也导致了信仰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