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参政议事 

    1949年9月，马坚教授作为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了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齐聚中南海怀仁堂，共商建国大计，参与了包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旗和具有临时宪法功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工作，并以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的身份出席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亲眼目睹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性一幕。国庆之夜，当马坚教授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那激动人心的“火树银花不夜天”之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个人和少数民族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是如此的息息相关。

    马坚教授积极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为增进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给政协会议的一个提案中充满激情地这样写道：

    “我们历代的祖先，为了要求这些自由平等的权利，流血奋斗，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获得成功，他们的愿望才得到实现。我们生当盛世，应该欢欣鼓舞，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与各民族团结互助，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汇刊》，第30号提案)

    50年代初，马坚教授曾经有的放矢地撰写了《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幺不吃猪肉》两篇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结合上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述，澄清了当时人们在“伊斯兰教是不是以武力传播的”和“穆斯林为什幺不吃猪肉”这两个重要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马坚教授为消除回汉同胞之间的误会，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主席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季羡林教授回忆说：“解放以后不久，我当时还住在北京东城民主革命胡同。有一天，我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同志来看我，他告诉我说：‘请你转告马坚教授，毛泽东先生看了他那两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幺不吃猪肉》，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民族之间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由此可见，马坚先生在解放初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季羡林在北京大学《纪念马坚教授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6月9日；参见《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传略》，6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时胡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马坚教授获悉毛泽东的这番评价之后自然也很高兴，他以自己能为促进民族团结做一些工作而感到欣慰，但他并没有张扬，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直到“文革”期间，马坚教授受到无端迫害和审查，万般无奈之下，为了保护自己，他这才针锋相对地以此事为根据，回击工宣队”、“专案组”对他的污蔑诽谤，面对马坚刚毅倔强的性格和斩钉截铁的回答，那些“造反派”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马坚教授没有想到，他的阿拉伯语能够在的国家政治活动中派上特殊的用场。1956年的世界焦点，一度集中到开罗这个马坚曾经八年苦读的地方。埃及人民在纳塞尔总统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英勇抗击英法侵略军，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支持。这年11月，北京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在天安门城楼上，马坚教授用阿拉伯语将中国政府的声明直接传达给阿拉伯人民。1958年夏天，为了支持黎巴嫩人民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首都数十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马坚教授现场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声音，再一次通过无线电波，传向阿拉伯世界。   

    50、60年代，马坚教授曾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和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现场翻译。那个时期，阿拉伯世界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来访的既有阿拉伯各国政要、社会名流，也有仰慕新中国的阿拉伯年轻一代。1959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河南郑州会见阿拉伯青年代表，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时，曾经以在场担任翻译的马坚教授为例，他说：“马坚先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共产党员，但这不妨碍我们一起工作和合作呀！如果没有他，你们讲的阿拉伯语我听不懂，我讲的汉语你们也听不懂，现在我们彼此都沟通了，这不就说明我与马先生合作得很好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周珏良教授当时也在场担任英语翻译，会见结束后，他笑着对马坚教授说：“马先生，毛主席亲自给你做鉴定，你成了党内、党外人士长期合作共事的典范了。” (参见邬裕池的《平生风仪兼师友——忆马坚先生》，载《阿拉伯世界》1981年第6期)

    口译工作给马坚教授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和接触国家领导人的机会，毛泽东谈古论今的政治家风采，刘少奇字斟句酌的严谨作风，董必武敦厚谦和的长者风范，彭德怀坦诚直率的军人气质，陈毅潇洒自如的幽默谈吐，都让马坚教授久久难忘。也许是因为马坚教授教授给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的次数最多的缘故，周总理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给马坚教授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每次总理接见外宾前，总是非常客气地对马坚说“又打扰马教授了”。有一次口译任务完成后，外交部西亚非洲司的一位司长安排马坚教授单独就餐，没有请他参加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外宾的宴会，事后周总理当着马坚的面严厉批评了那位官员，马坚教授回到家后对此感慨不已。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马坚教授，也让马坚先生全家人从中受到了活生生的教育，马坚教授的子女心目中周总理的美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马坚教授个人的这种亲身感受一点一滴地培养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忘不掉父亲在听到周总理病逝的噩耗时老泪纵横的样子，仍然在心底里保留着对周总理永远的思念。

 七、复命归真 

    1978年的春天，马坚教授在助手的搀扶下，迈着沉重的步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一次有关世界宗教问题的研讨会，并且即席发表了意见。面对当时尚未清除的众多思想理论禁区，他言辞恳切地大胆直言道：“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有一句‘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就将其奉为金科玉律，而把宗教研究简单地等同为宗教批判，否则的话，就用不着深入地研究宗教了！”

    这是他在10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学术见解，当马坚教授因身体虚弱而不得不提前退场时，刚刚复出担任中国社科院“顾问”的周扬同志特意走过来热情问候马坚教授，这位曾经在建国17年期间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中宣部领导人，在饱经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暴的冲击之后终于大彻大悟，深知马坚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的特殊价值。1978年夏，马坚教授在度过他的72岁生日后不久，就匆匆悄然而去，周扬先生抱病参加了马坚教授的追悼会，对马坚先生过早地辞世痛惜不已。

    毋庸讳言，从50年代中期开始，高等院校中一连串的思想改造运动，整个社会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使得马坚教授尚未完成的《古兰经》注释工作难以为继，也使马坚教授逐渐远离了对伊斯兰教的研究。1978年，民族复兴、百花齐放的春天刚刚来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给马坚教授配备了助手。人们本以为马坚总算能够重新开始这项工作了，然而天不假年，已是病入膏肓的马坚，生命的活力终于走到了尽头。这年8月，马坚教授前一天还在家里听助手念自己的《古兰经》译注手稿，并且不时地口述修改意见，谁料得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就突然撒手人寰。每天按时来燕南园60号马坚寓所上班的助手沙秋真女士闻此噩耗后目瞪口呆，一时间难以相信这无情的现实。

  马坚教授人生中这悲剧性的最后一幕，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一催人泪下的千古名句，但愿今后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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