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培养师资 

    生命之树常青，为了使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学事业能够后继有人，马坚教授在给本科学生上课之余，为培养青年教师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他曾经对当时的一位青年教师说：“我们这些人年纪越来越大了，真希望你们能成长得更快一些。我们当初的知识是一点一滴用小戥子称进来的，现在真恨不得成斗成升地全倒给你们。”马坚认为，只有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只有名师才能出高徒，教师的“井”里装了十桶水，学生才能从里面打上一桶水来。“‘学然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知道了‘不足’和‘困’，才能促使你钻得更深一些，逼着你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这在《札记——学记》里叫做‘教学相长’”。 (仲跻昆的文章：《忆马坚先生》，载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阿拉伯世界》杂志，1983年第四期)。1960年以后，阿拉伯语教研室增加了一批青年教师，他们除了担任各个年级的教学任务之外，还面临着尽快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问题。马坚教授作为教研室主任，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个重担。他分别为每一位青年教师作备课辅导、修改教案，根据每个教师的教学分工来指导他们阅读阿拉伯文原著。例如指导教学生语法课的青年教师阅读阿拉伯国家出版的语法类原著《艾什姆尼》和《伊本·阿基勒语法注释大全》。他为全体青年教师上进修课，指导阅读《卡里来与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等阿拉伯文学名著的原版书。这个时期，其它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的青年教师也常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聆听马坚教授讲课。

    50年代，由于年轻一代阿拉伯语人才还没有成长起来。因此，国家领导人大量的外事活动还不得不请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坚先生亲自担任现场翻译。为此，周总理曾多次在会见阿拉伯国家外宾之前向马坚教授表示歉意。每次马坚教授总是真诚地表示自己以能给周总理当翻译而倍感荣幸。同时也更加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培育新人的重任，下决心一定要努力争取尽早培养出国家迫切需要的人才。1957年12月，马坚教授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为了培养年轻一代，马坚教授挑选了当时在读的北大阿拉伯语学生郑达庸，推荐他担任代表团随行翻译，在马坚教授的指导帮助下，后者较好地完成了这次重要而又艰巨的外事出访任务，得到了一次不可多得的锻炼和提高的机会。90年代，郑达庸曾出任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几十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忘记马坚教授对他的知遇之恩。70年代外交部的阿拉伯语首席翻译李留根，是50年代马坚推荐去埃及留学的一位北大优秀学生。马坚1957年到埃及开会，见到李留根等新中国第一批留学埃及的青年学子，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们充分利用在埃及学习阿拉伯语和广泛接触阿拉伯文化的有利条件，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努力掌握阿拉伯语，扩大知识面，为促进中阿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说：“阿拉伯语难学，汉语也难掌握，这两个难学的语言碰在一起，是难上加难，但中国有句成语叫‘难能可贵’，越是难的东西，你能掌握它，那就愈发显得宝贵。”马坚教授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40多年后，李留根依然念念不忘当年马坚教授的教诲，他满怀深情地对笔者回忆说：“那时候自己曾经专门到马先生早年留学开罗住过的地方参观，马先生住在那幺简陋的宿舍里苦读八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和鞭策，自己没有理由不去努力。”

    不过，马坚教授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努力也曾受到不应有的干扰，他的得意门生朱威烈，是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专业65届毕业生，说起来应该算是马坚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个“关门弟子”。朱威烈的天分高，也很用功，因此颇受马坚教授的器重。当朱威烈还在读本科阶段，马坚教授就有意要培养他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然而，东方语言文学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梗，胡说什幺朱威烈是被资产阶级教授搞“和平演变”的“修正主义苗子”，他们生怕朱威烈与马坚教授接近，不仅禁止朱威烈念马坚教授的研究生，而且还中途变卦，将原定留校任教的朱威烈改派上海外国语学院。4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并非要算什幺个人旧账，重要的是要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其实，大到国家、民族，小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那些荒诞的往事作一番认真的自我反省。

 五、编写词典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与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发展很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往来交流日趋频繁，因此国内学习阿拉伯语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除了北京大学以外，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可谓空前兴旺发达的时期。然而，那时候，在教学和翻译工作中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类工具书，还是由一位伊斯兰教学者王静斋阿訇(1871—1949年)早年编译的《阿拉伯语汉语字典》，它实际上是编者从埃及出版的一本阿英字典直接翻译过来的，存在着收词偏少、内容陈旧等一系列缺点和不足，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中国人学习阿拉伯语的实际需要。

    马坚教授主持编写的1966年版《阿拉伯语汉语字典》，为帮助中国人更好地学习、使用阿拉伯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完全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过，应当实事求是地讲，1958年提出编写《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的倡议，起初并非出自马坚教授本人的意愿，因为在他看来，在没有经过认真全面的筹划准备和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头脑发热地仓促“一哄而上”搞词典，显然不是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而后者却正是北京大学一贯提倡的优良学风。可是，在那个浮躁、狂热的“大跃进”年代，到处都在提倡所谓的“敢想、敢干”的精神，素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也不能“免俗”。马坚教授面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所持的冷静清醒态度，却被众人讥讽为“资产阶级教授的保守态度”、“跟不上形势”。然而，编写《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的工作一旦真刀真枪地干起来时，大家还是得依靠马坚教授站出来担纲挑大梁。为了查阅方便，马坚教授自费购买了许多工具书，其中不乏自然科学类的词典，如《植物大辞典》、《动物大辞典》等等。那时候，在他的北京大学燕东园25号寓所那原本很宽大的玻璃书房里，由于到处堆满了参考书，反而显得空间十分狭小。在挥汗如雨的炎炎夏日，房间里没有电扇，他一边不停地摇着一把破旧的芭蕉扇，一边全神贯注地埋头查阅参考书，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马坚教授在家里脚踏实地做着编写《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准备工作的时候，那些“革命群众”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抬着一本本厚厚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模型，敲锣打鼓地赶到学校的“献礼台”、“科研成果展示会”去“报喜”了。

    20世纪50年代的物质条件下，编写一本全新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谈何容易!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家多语种的外文印刷厂—北京外文印刷厂的阿拉伯文印刷技术设备十分简陋，根本没有带读音符号的阿拉伯字母铅字模具，而标出每个字词的读音符号恰恰又是阿拉伯语字典最主要的功能，绝对不可缺少。在这种情况下，编者只好自己制版，然后再交给出版这本词典的商务印书馆影印。于是，在马坚教授的带领下，开始了一个耗费时间、精力、甚至于“视力”的漫长的手工作坊式的艰苦奋斗历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打字员用马坚教授从埃及带回来的一架旧打字机在出版社提供的稿纸上打印阿拉伯文词条，然后教研室的一位教师将印刷厂预先铅印好的中文字条一个对一个地粘贴上去。最后，再由马坚手执放大镜逐个词条地审校，同时还要用手写的方法为每一个阿拉伯字母标上读音符号。从1959年到1961年，马坚教授用了三年的时间，对新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初稿逐字逐句审读，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这期间，马坚教授曾因糖尿病趋于严重而住进北京医院。可是，即使在病房，他也舍不得浪费时间，依然抱病坚持审稿，护士目睹此景，不禁感叹道：“您这哪里是在养病啊!”马坚教授后来的视力之所以急剧衰退，与当初审校这部《阿拉伯语汉语词典》过程中每天长时间地盯着词条上那些细小难辩的阿拉伯字体审看有很大的关系。

    这部120多万字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终于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的前夕出版了，其中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马坚教授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原本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这部词典的封面和版权页上，却根本看不到“马坚主编”的字样。马坚教授对此倒是很坦然，他说：“只要词典能出版，供大家使用，解决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就算起到作用，尽到我们的责任了，署什幺名不重要。”这一席话既表现出一个学者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也反衬出当时被东方语言系里一些人视为“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马坚，在极“左”政治气氛甚浓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所受到的压制和不公平待遇。

    尽管在1966年早春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殊政治气候下，这部词典的问世颇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不过，让人颇感意外但也令人欣慰的是，出版发行仅仅三年之后的 1969年秋，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总共5000册就己告售罄。然而可悲的是，这三年却正是马坚教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人格尊严屡遭践踏、身心健康饱受摧残的三年，一句话，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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