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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育先河的一代宗师—马坚         ★★★
开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育先河的一代宗师—马坚
作者:马志学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20 20:03:38

 

 

“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有一句‘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就将其奉为金科玉律,而把宗教研究简单地等同为宗教批判,否则的话,就用不着深入地研究宗教了!” 

一、教学理念 

    公元7世纪,阿拉伯语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而进入中国,因为伊斯兰教的最高法典《古兰经》所使用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阿拉伯语一直作为宗教用语,在中国各地的清真寺内讲授,这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出现的“经堂教育”、“寺院教育”,并且相应地出现了一批既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又熟悉伊斯兰教义的清真寺阿訇,其中比较有名的如胡登州(公元15221597)、常志美(公元16101670)等。这种经堂教育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国内的阿拉伯语教育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然而,这种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阿拉伯语教育,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种经堂式的教育缺乏科学系统的语言训练,没有正规、完整的教材。二是这些清真寺的阿訇文化素质一般较低,他们大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差,往往难以培养成材。三是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其传授和学习阿拉伯语的目标过于单一,仅仅局限在为宗教服务上,教授内容只限于少数伊斯兰的宗教经典(尽管这对于任何学习阿拉伯语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少的一门重要课程)

    马坚很早就开始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他在埃及留学时,曾经选修了一门《伊斯兰教育史》课程,使用的教材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Kghalil,A,Total博士的毕业论文,题目是《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rabs to Education》,作者出生在叙利亚,是一个阿拉伯基督徒。他在这本专着中对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育的发展过程作了全面客观的评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38, 马坚教授利用埃及大学暑假的四个月时间,将这本书译成中文,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马坚在此书的“译者序”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对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的基本评价。他说:“中国回教的寺院教育,只注重宗教教育,而不注重普通教育;又宗教学校的学生,只学阿拉伯文而不学国文;这种寺院教育,有种种缺点。”“欲专攻阿拉伯语文学的学生,也以高中文科毕业者为最合格,最低限度,亦须初中毕业,国文通顺,对于英文或其它外国文,有相当根底者,才为最合格。他们应该多读书、看报、作文、会话,实地去练习阿拉伯文,而获得应用阿拉伯文的技能。不可以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文法上的理论,去死记文法上的条规,而忽略了实地的练习,以免再蹈旧式学校毕业生不能读、不能写、不能作、不能说的覆辙。初级学生最好的教材,是天方夜谭、印度寓言、现代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高级学生,最好是读阿拉伯历代诗文选和现代的文集和诗集。课外宜读埃及最有价值的报章杂志。倘若能籍无线电收音机,常常听到由开罗广播的《古兰经》文朗诵与学术演讲,则进步更快了。此外,须练习汉语阿拉伯语互译,以培养翻译专业人才,而为沟通中阿文的媒介。伊斯兰教的经典,是阿拉伯文的,关于宗教学的典籍,也是阿拉伯文化占多数;精通阿拉伯文学者,欲研究宗教学,那是非常容易的事。”

二、建系鼻祖 

    1946年,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负责筹建东方语言文学系,经向达教授和白寿彝教授推荐,马坚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成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之一。从此,中国的高等学府有了第一个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季羡林先生在1995年北京大学“纪念马坚教授诞辰90周年”的大会上回忆说:“马坚先生于1946年夏季来到北京大学,我于这一年的深秋到北京大学。不久,金克木先生也来了,加上原来在北京大学的王森先生,我们四个人,在校长胡适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的领导下,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外交人才,还有其它方面的人才,马坚先生功不可没。”

    东方语言文学系开创初期,阿拉伯语专业从无到有,纯粹是白手起家。最初,教师只有马坚教授一人,一切有关教学的工作重担,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他既要全面考虑阿语专业大学四年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又要具体负责每一门课程的教材编写、课堂讲授、课外辅导、作业布置等各个教学环节,总之,事无巨细,都要自己张罗,真是做到了事必躬亲。当时,系里没有阿拉伯文打字机,更谈不上现在社会普遍使用的复印机。马坚教授只能亲自刻写阿拉伯文讲义,然后再用油墨机油印,其工作繁忙劳累程度可想而知。那时候北京大学文学院还在城东沙滩,马坚教授住在东四十条胡同,其间距离相当于公共汽车行驶路线的四、五站地之遥。他每天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校上课,从未迟到早退,即使偶尔因事、因病缺了课,事后也一定会补上。他的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那个时期的阿拉伯语专业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他们仍然记忆犹新。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城东沙滩迁至西郊燕京大学原址,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获得了全新的发展空间。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关系的迅速升温,国家对阿拉伯语人才的需要量激增,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招生规模也越来越大。1949年到 1966年,阿拉伯语专业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发展最快、招生规模最大的专业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阿拉伯语专业总共招生近20个班(其中包括三个来自朝鲜和越南的留学生班),学生总人数超过250人。 

三、编写教材 

    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提高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学水平,是摆在身为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的马坚教授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决心编写一种适合中国学生的阿拉伯语教材。

    他先后为学生编选了《阿拉伯语初级读本》、《阿拉伯语高级读本》、《阿拉伯文学选读本》等不同类型的教材系列。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之付出了极大心血的一套阿拉伯语语法教材。这套教材不仅系统地归纳了阿拉伯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而且科学地确立了阿拉伯语语法术语的中文译名,这是马坚教授对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事业的一大贡献。阿拉伯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是闪含语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早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已经基本形成,通行于阿拉伯半岛地区。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大大发展了阿拉伯语,为了使伊斯兰教徒准确把握《古兰经》的内容,避免对《古兰经》所使用的阿拉伯语的理解出现偏差,历代伊斯兰教学者不断地研究、归纳《古兰经》的语言、语法规律,并由此产生了多种语言学科,阿拉伯语的《语法学》就是其中之一。随着伊斯兰帝国版图的扩大和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这种语法学研究越来越繁琐,越来越脱离实际需要,众多的阿拉伯语法学家们各执己见,一直为此争论不休。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原本就与阿拉伯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和文化背景,彼此差别很大。阿拉伯人编着的语法课本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更给中国人在学习阿拉伯语的过程中平添了许多困难。因此,编写一套适合中国人使用的阿拉伯语法教材,就成了提高阿拉伯语教学水平的当务之急。

    马坚教授编写阿拉伯语法教材,不是简单地将阿拉伯国家现行的语法课本译成中文,而是着眼于阿拉伯语和汉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的特点和各自的语法规律,将二者的异同进行科学的分析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阿拉伯语法分析框架。清末学者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是在参考西方国家拉丁语法体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汉语的语言结构规律编着而成,它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坚教授在编写阿拉伯语法教材的过程中,吸收了《马氏文通》中所使用的一些语法概念和术语,并加以活用,融会贯通到自己编写的教材之中。阿拉伯语是拼音文字,它的韵母是由字母上方或下方标出的三种符号来表示的。为了便于学生掌握,马坚教授在教材中借用了中国传统音韵学中的“开、合、齐、撮”的“四呼”来帮助表述,这就十分有利于中国学生领会贯通。例如,他将阿拉伯中韵头和韵腹是[u]的韵母用“合口呼”一词来表示,另外两类韵母则分别用“齐齿呼”和“开口呼”来表示;把阿拉伯语三种韵母的读音符号分别译为“合口符”、“齐齿符”和“开口符”。北京语言大学的李振中教授对此曾经深有感触地认为,这种表述“再恰当不过了,实在找不到其它更好的译名了。至今国内各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编写的教材,仍使用这些译名,这说明它们是经得起推敲和时间考验的。”(李振中:《马坚传》,宁夏人民出版社)

    人们常说,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马坚教授在北京大学辛勤耕耘几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可以这幺说,凡是与阿拉伯语有关的工作岗位,都有马坚的弟子,他们当中不乏大学教授,政府部门的高官,国家驻外大使、武官。他们在国内外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增进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马坚教授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但从不降低标准,迁就学生。他要求学生课前做好预习,课堂上要静心听讲。他鼓励学生大胆提问,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多次强调,“学问”一词的含义就是要“学”、要“问”,只有经过“学”加上“问”,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知识。他甚至考虑到学生的不同性格特点,对那些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学生,马坚教授允许他们在课堂上采取写纸条,传递到讲坛上的这种别具一格的书面提问方式,真可谓用心良苦。20世纪9 0年代中期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孙承熙教授,在他的一篇题为《学而不厌的楷模,诲人不倦的表率——深切怀念马坚先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在他的课上就曾写过提问的条子。马先生拿到条子后,在开始解答问题时,往往还要对提问的条子作一番评论:问题是否重要,表达是否明白,字迹是否清楚等等。听过马先生的评论,再听他的解答,就能使学生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并久久不会忘怀。”(《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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