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为陈克礼写传？我说：一是出于对历史的沉痛思考；二是出于对舍希德的深切缅怀。

    我和陈克礼首次见面是在1958年初秋时节，我们在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收容所相遇，后来一起被押往陕北山区去劳动改造。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同患难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劳教收容所设在西安市小南门外。在那里，每当大灶上有猪肉的时候，就给穆斯林囚徒做素菜。开饭的时候，炊事员大喊：“不吃猪肉的人都到这边来！”于是，十几个穆斯林集合到一起围着一个菜盆吃饭。

    1958年9月的一天，陈克礼被押进了劳教收容所。开饭时，我和陈克礼蹲在一起，我们相识了。此后，我们一同辗转陕北山区劳动改造，挖矿石、修土高炉、大炼钢铁、打窑等。1959年夏，我们南移到陕西铜川市崔家沟煤矿修矿区公路。

    1961年11月我获释离开崔家沟煤矿劳教队。文化大革命又把我抓进监狱，直到1979年我才得到平反。

    有一天，一位河南籍教友来我家，我问他陈克礼在哪里？他说：“1970年7月被‘四人帮’枪毙了。”我感到震惊，一阵深深地悲痛、深切的缅怀使我产生了要为陈克礼写传的动机。我决心要把陈克礼一生对主道的贡献、他的苦难、他的思想和他的教训以及他被杀害的情景留给后代。

    对历史的沉痛思考是我要为陈克礼写传的又一动机

    河南籍阿訇马明道在他86岁那年给我讲了一个回族村遭屠杀的历史事件。

    在豫西某县的一个村庄，住着几百户回族穆斯林。有一天，一支军阀部队来了，驻扎在离该村不远的地方。该村有个中年穆民戴着白帽正在路上走着，迎面来了个军官，手里提着一吊子猪肉。他走近这穆民，故意将猪肉撞在穆民布衫的下摆上。这穆民瞪了他一眼随即将布衫下摆的衣角撕了扔在地上。那军官见穆民愤怒撕衣，立即虎着眼说：“猪肉撞你衣服你撕了，猪肉撞在你脸上你把脸皮也撕了吧！”说着他抡起猪肉向这穆民的脸上打去。这穆民善使拳脚，挥拳飞脚，两下子就把那军官打倒在地，滚了一身泥土，他那一吊子猪肉甩掉在路边也被狗叼走了。他回去带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来报复。他命令士兵向穆民开火，顷刻之间，这个村的穆民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手无寸铁的穆民无力抵抗，无法阻挡军兵的屠杀。那个军阀军官指挥士兵枪杀了一大批穆斯林村民之后，即昂首而去，有恃无恐。死者家家痛哭，户户悲伤，无处申冤，无处告状，各自洗去血迹安埋亲人的尸体。

    这一纯属野蛮挑衅、蓄意侮辱穆斯林、进而屠杀穆斯林的事已经过去多少年了，由于当时没有人记录这事件，事后也没有人写下一纸文字留给后人，所以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件事的详情，现在人们想知道：
1、那件血案究意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
2、那次屠杀穆民的军队究竟是哪个军阀的军队？
3、屠杀的具体情景怎样，死伤了多少穆民？
4、遭到屠杀的穆斯林村庄究竟在哪里？村庄叫什么名字？

    这一系列问题我们的子孙永远也无法知道

    一场对穆斯林的屠杀，一大批人被无辜杀死，杀了白杀，死了白死，当时竟无一人作文字记录，令人痛心，令人沉痛地深思。

    历史上，回族人曾遭到过大大小小的屠杀，只有在官家（方）档案库里才有文字记载，在回族人中只有口头流传，天长日久连口头流传也消逝了，后辈人连先辈人遭屠杀的真相都不知道，怎能从先辈人的灾难中取得教训呢？这是回回民族的悲哀。

    一个不记载自己悲剧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基于对历史的沉痛思考，我决定为陈克礼写传。陈克礼的生，陈克礼的死，不仅是一个伊斯兰学者的悲剧，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

    《陈克礼传》的写作经过

    写人物传记，必须寻找知情人，寻找每件事的当事人、见证人才能取得确切的材料、资料。陈克礼的一生命途多舛，不幸连连，他的生平不可能为少数人全知。每次生活环境变迁，每受一次打击迫害，只有最接近他的人才是最知情的人。

    时光流逝，人海沧桑，几十年过去了，死去的人死去了，活下来的人流迁各地，寻访知情人需要难以预计的时日，需要长途奔走，当年接近陈克礼的人、和陈克礼在一起生活过的人都已年老，需要赶快寻访。

    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市的马志仲是陈克礼的挚友。1989年5月底我首访马志仲，由于初次晤面，马志仲和我谈话很有保留，我无功而返。6月初我到西安访问马阿訇，他是陈克礼遭迫害的见证人。马阿訇介绍我去访问河南襄城县的海东营阿訇，海阿訇也是陈克礼受苦难的见证人。

    1989年6月3日我从西安乘火车东去，列车上严重超员，特别拥挤，秩序混乱，列车到站也不报站。列车到达河南省许昌市，下车的乘客一时挤不出去，列车快开了，许多人就从车窗往外跳。我也从车窗往外跳，一跳，摔伤了。我躺在站台上两眼发黑，胸腔疼痛。

    一位拉架子车的善良的汉族农民扶我坐起，我请他把我拉到清真寺去。我躺在架子车上，他拉着我向一个穆民面馆的女老板询问清真寺在哪？女老板听说我是穆斯林，对我很关心，她让我躺在面馆里间的一张床上，给我端来热汤。我休息了两小时，感觉痛感轻了，决定继续前进。乘汽车不是1小时就到襄城县。我见了海东营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海东营听说我为陈克礼写传，他很高兴。他看我气色不好就问我，我告诉他我下火车受了创伤。我说：“如果内伤重了在这里归真，我身上还有150元钱作安埋费，请你招呼埋葬我，然后按我身份证上的地址给我妻子报丧。”海东营一听，害怕起来。他说：“哎呀，赶快找个人送你回家吧！”我说：“你不用怕，现在我感觉还不严重，万一断了气，请旅社通知你，你就说不认识我。按照穆圣的教导，清真寺应该埋葬远离家乡的穆斯林”。海东营带我去医院进行诊断检查，只是软组织受了伤。我在旅社躺了两天，第三天我忍痛也要进行采访。

    我先去给陈克礼走坟，在坟前拍照，接着去察看刑场。我站在桥头，见一个戴礼拜帽的中年人走来，我向他道“赛俩目？”，我问他陈克礼倒下的地方在哪？他指着一棵小树跟前的那块黄沙土地。我下到河边走到那块沙土地上。他说：“对对对，陈克礼就倒在那里。”我从河边上来和这位中年穆斯林站在堤边攀谈起来。这位穆民说枪毙陈克礼那天他一直在这里看着，我听了很高兴。刚谈了一阵，他见我掏出笔记本做记录，他害怕地不谈了，转身要走。我一个劲对他说好话，安定了他的情绪，他才向我详细谈了当时的情景。

    采访陈克礼的大哥陈克仁

    我一见陈克仁就产生了深深的恻隐之心。陈克仁已是74岁的老人了，他衣衫破旧，拄着拐杖，步履艰难，神情木然。由于他耳背，我向他问话必须把嗓门开大，声音提高。我问一句他答一句，谈话很吃力，很难顺利进行。他总是把脸侧着对墙，或凝视地面，在他身旁陪坐的教友的帮腔之下，他才勉强谈了些陈克礼童年的生活活动及家庭境况。听说早在陈克礼被枪毙的那天就把他吓坏了。尽管“四人帮”垮台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他依然不相信人世间还有善良和公正，他只相信后世的公道。

    由于伤痛，我的采访难以继续，只得无功而返，回家治伤。

    伤愈后，我第二次赴襄城县采访已是1990年春季。听说陈克礼的同窗好友黄万钧在临颖县的繁城镇清真寺当阿訇，我从襄城县速赴繁城镇寻访黄万钧。黄万钧一见我就说：“听说有人给陈克礼写传，我感到十分欣慰。”他向我表示将给予大力帮助，我对黄万钧的采访收获颇丰。

    首访陈克礼的女儿陈月华和她的丈夫陈小杰。陈小杰是水利局的干部。我到襄城县首次去陈月华家扣门，陈小杰一见我戴着白色礼拜帽就很反感，听说我是为陈克礼写传特来采访，他面带冷色地说：“我们从不请人给岳父写传，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连简单的礼节话都没说。我尴尬地向他点一下头就走了。

    我回到旅社猜测着陈小杰的心理，我想，此来不能空手而归。我必须引起陈小杰和我谈话的兴趣，我想了想，自语：“试试看。”第二天我再去陈小杰家扣门，这次我没有戴白帽，我站在门口对陈小杰说：“昨天我专程来访，今天特来告辞，只想给你留几句话：我之所以决意为陈克礼写传，因为我和他在一起劳动改造过，情深谊厚。我没有念过经，我是搞写作的，我要抓紧时间抢救陈克礼这一精神财富，迟了，是穆斯林的巨大损失。我已经收集了许多材料，你要是为岳父写传，我把这些材料捐献给你。希望你不要让你岳父这一精神财富随时光而消亡，一定要抢救。”陈小杰是个有文化意识和历史观念的人。他听我说没念过经，是搞写作的，与岳父同患难，是为抢救岳父这一精神财富。他就把我和那些两面三刀、唯利是图的念经人区别看待。他的脸色由冷变温，当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伸手一挡让我入座。话匣子终于打开了，陈小杰说：“我岳父平反以后，经常有戴白帽的人来我家罗罗嗦嗦。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想骗取我岳父的手稿。“四人帮”猖狂时，他们对我岳父落井下石，向“四人帮”提供炮弹，参与炮轰，在“四人帮”那里立功受奖。如今，人死了，这些戴白帽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同情我岳父的人，又想在死人身上捞油水。我说：“当时他们迫于‘四人帮’的压力，情有可原。”陈小杰说：“对这些人永远不可原谅！”

    我和陈小杰谈得投机了，消除了陈小杰对我的误解。他表示支持我为其岳父写传，提供资料。他拿来了法院对陈克礼冤案平反的裁定书；错划右派分子改正书；县委书记在为陈克礼平反大会上的发言稿。我问他有没有死刑判决书？陈小杰说：“没有。”对于给陈克礼判死刑的具体罪状，民间传说不一，必须寻找证据。

    杀人与埋葬正是残暴与人道的鲜明对比，必须采访冤判冤杀全过程的知情人，采访参加埋葬陈克礼的人。听说参加埋葬亡人的共有8人，尚有6人在世，我赶快安排日程，寻踪采访。

    采访陈阳光的姨夫

    陈阳光的姨夫叫王德福，原任小学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靠拉架子车维持生活。

    王德福厨房门外有个用旧砖支起的石桌，石桌正对着厨房门，厨房门挂着竹门帘。

    我进了王德福家院，王德福在石桌上吃饭刚完。他让我在他对面的小凳子上就座。我向他介绍自己，说明来意，他迟疑不表态。我说“四人帮”被打倒十几年了，为陈克礼写传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尔麦尼”（益行），要求他给予帮助。他点了头。他开始谈，我开始记录，刚记了几句，他嘎然而止，沉默了。我又婉言劝说，请他继续往下讲。他讲了两句往竹帘里一望又不说了，我恳求他把这件事讲完。我往竹帘一望，他老婆正在竹帘里摆动双手，不让他谈。我请他老婆到院子来坐。她是文盲，被野蛮残暴吓怕了，她唯恐给丈夫招来祸事。我对她解释，举了一系列实例说明为陈克礼写传不会有祸事，她才点头。

    首次去北京采访，陈克礼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在那里，他从当学生到当教师。北京有他的老师，有他的同学，有他的学生，有他的同事和朋友。在那里有他成功的是迹，也有他失败的教训。

    1989年9月我到北京，当时戒严还没有完全撤消，市区主要街道还有岗哨。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惶惶不安，担心严查到自己头上。因此，我走访了几位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都不愿接待我，特别是一提到陈克礼，更有些谈虎变色。只有陈克礼的老师，历史学家白守彝还讲了两句话，他说：“陈克礼只会写书，不会生活，走长路不看天色风云”。

    我在北京首次采访，又是无功而返。

    第二次访问马志仲

    1990年4月，我第二次去甘肃临夏访问马志仲，这次见面，马志仲对我的戒心消解了，他向我详谈了他从1948年起通过陈克礼参与创办的《伊联》报就与陈克礼建立了友谊，直到陈克礼被杀，虽未见面，但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一宗一宗对我讲述着在漫长的、贫穷困苦的岁月里，在险恶的环境里他对陈克礼的救济。他讲的事例生动，感人至深。马志仲说：“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中所干的尔迈尼最值得自豪的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说：我保存了陈克礼汉译的《圣训经》手稿。”
我在襄城县采集的材料还很少。我于1990年8月再赴襄城县搜集材料。我到许昌市就听说襄城县出了事。我去寺里礼拜，不少人都在谈论，其中不乏添盐加醋，说些危言耸听的话，如说陈克礼坟头已有武装把守，桥头、车站也有军队值勤站岗等等。我对这些传言的真实性很怀疑，但我还是决定“回”！后来得知此事的真实情况是：离襄城30多公里的叶县马庄有个穆斯林发出了请柬，邀请周围21坊清真寺共同举行陈克礼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襄城和叶县的政府有关部门闻讯及时加以劝阻，襄城县的公安机关采取了一些小范围的防范措施，没有布置武装岗哨。仅此而已。

    1990年10月我再次赴襄城县

    我到襄城县颍桥镇采访。颍桥镇清真寺据传是明朝末年所建。陈克礼先在这里当满拉，后在这里当阿訇。我在颍桥镇采访了三天，有失望，也有收获。

    听说陈克礼在颍桥清真寺当阿訇的时候就在该寺当寺师傅的人还健在，我便去采访。见了这位发须全白的老人，道过色兰，老人笑容可掬地接待我，当他听说我是为陈克礼写传而来，他立即封口，不答话了。我极力引导他说话，他都守口如瓶。他的神情变得如此陡然，看得出，这位老人也是被文化大革命吓怕了的。尽管文革过去已经十几年了，他依然用缄默来躲祸事。他那平平的面孔毫无表情地坐在我对面，百问不答，我无可奈何，只好失望地告辞。

    第二天，一位教友把我领到一家四合院，并向主人作了介绍，就座之后男主人不说话。我讲说自己千里迢迢是为陈克礼写传专程来搜集材料。男主人双眼凝视地面一动不动，我的心凉了一半。我提了两个问题问他，他依然不动声色，静了片刻，我说：“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上几代人都发生过哪些事，是因为上几代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书。现在我们要把发生的事让后辈人知道就要写成书留给后辈人。”停了一下我问他：“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蓦地站起来，愣着眼把我望了一下，一转身快步走了。我正在理解他的这种无言的举动，他的女儿走过来，我问：“你爸爸上哪儿去了？”他女儿说：“去屋后，一会儿就来”。过了一会儿，男主人拿着一卷纸说：“这是我父亲保存下来的，我识字少，你看有用没有用。”我打开一看，有三册1946年出版的《月华》杂志，有十九篇剪报，其中15篇是陈克礼从埃及阿拉伯文报纸上选译的短诗和短文。其余四篇是陈克礼1948至1949年在国内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内容纯系伊斯兰教义。另外还有三封信，是1950年陈克礼的同学写给陈克礼的。三封信的内容都比较长。内容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代念经的青年人步入新的社会环境，从宁静的清真寺进入大变动时代的思想活动和生活活动。信中提到了陈克礼的生平经历，这些资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对于写陈克礼的生平提供了宝贵的补充资料。主人允许我把这些资料带走，我深表感谢。

    下午，在颍桥清真寺礼拜下来，有位教友介绍我去采访一位姓尚的汉族退休干部。他介绍说：“这位汉族朋友退休前在城里当干部，他为人正直，性情和善，他每次参加批斗陈克礼大会都不发言只作笔记。他回到农村已经多年了，找到他或许能得到些文字材料。”这位乡老给我写了地址和姓名，并指了指方向说：“大约有30多公里路。”

    第二天，我找到了姓尚的退休干部。我介绍自己来访的目的，他点头赞成地说：“伊斯兰文化应该加速发展，陈克礼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书，这部书是所有穆斯林的精神财富。”我请尚先生提供文字材料——原始笔记。尚先生谢绝提供，只说：“抱歉，请谅解。”谈话间他起身进屋去拿了个本本出来，他边翻边和我交谈，他说：“我虽然不信伊斯兰教，但我对伊斯兰教很好感，我有不少穆斯林朋友。”他说：“我多次参加批斗陈克礼大会，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在工人俱乐部召开的那次批斗会。在那次会上陈克礼表现得头脑清醒，谈话得当。我记录了现场情景。”尚先生讲述时伴以动作表情，使我如临其境。

    交谈中，尚先生对陈克礼深表同情，但也表示遗憾，他说：“陈克礼是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但在政治上却显得愚拙。”尚先生说起“四人帮”的残暴，很有激情地说：“‘四人帮’宣传阶级斗争宣传得震耳，陈克礼却象没有听见一样。他好象不知道阶级斗争是要刺刀见血、枪下死人的。他早就被定为阶级敌人了，他竟然不知道他的信件一定要受到秘密检查。尚先生回忆起他的一位朋友当年在专政机关工作。那位朋友曾对他说起陈克礼的信件。他说陈克礼的信件经秘密检查被扣留下来，其中有一封长信，陈克礼在这封长信中用伊斯兰教的“中和性”理论来批判唯物论哲学，批判现实政治，很露骨，他完全忘了自己身在“专政”中。说起陈克礼给周恩来写的信，陈克礼竟然提出要求到阿拉伯国家去。尚先生说：“我的那位朋友说陈克礼胆子不小，思想顽固，必受严厉打击。后来这些信都成了给他定死罪的依据。”

    去沙郭庄采访聂赫雅

    从襄城乘汽车行驶两个多小时，然后换乘三轮篷篷车走土公路。车过一个村口，一条狗从车前横穿路面被车轮撞伤，狗叫了几声倒在路边死了。狗的主人跑来拦住车要求司机给他的狗赔命价，双方争执不休。此处离沙郭庄只有五六华里路，我决定步行去沙郭庄。我走了约二三里路，迎面来了两个光头汉子，都面带凶色，我心里咯噔一下，感到“大势不好！匪徒！”我见俩匪徒空手，我准备搏斗两下逃走。俩匪徒走近，一个匪徒问我：“上哪去？”我说：“去沙郭庄。”他说：“借点钱。”我没吭声。另一个匪徒喊：“打！”两匪徒挥拳打来，我奋力搏斗了两下，毕竟双拳难敌四手，我转身就跑，被匪徒追上，我被打倒。一个匪徒封住我的手，另一个匪徒很快搜身，从上身搜到下身，连裤带都解开，从我身上搜去了18元6角钱，又搜我的手提包，包内只有纸和笔和洗涮用县。两匪徒抢了我的18元6角钱遂扬长而去。

    两匪徒对我行凶抢劫的时候，路上车来车往，没有人停车阻止，没有见义勇为者，呼救无用。

    两匪徒走了，我站起来，感到伤痛，脸肿了。我望着秋天的田野叹息道：“主啊，干尔迈尼也要遭受磨难啊！”幸亏两匪徒没有要了我的命；侥幸两匪徒没有脱我的鞋，他们只抢去了我兜里的小票子，我的鞋垫下面还有两张大票子。

    脸肿了不便去采访，我返回城里治伤。尽管报案没用，我还是到公安机关报了案。我在旅社住了几天，伤愈，继续去采访。

    再去沙郭庄

    到了沙郭庄，我问一位妇女聂赫雅的住处，这位妇女指了指前面说：“走到丁字路口向左拐，走到矮土墙跟前就到了”。我走到丁字路口，见右边走来一位花白胡子挺富态的人。待他走近，我向他道过“赛俩目”，我问聂赫雅住在哪？他按一下胸脯说：“就是我。”他问我从哪来？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当我说到我是为陈克礼写传来采访的。他停住了，把脸一沉说：“我不了解陈克礼！”我好说歹说，他冷着脸走了。我呆呆地站了片刻，望了望无云的天空，望了望聂赫雅那朴实的背影，我扶了一下眼镜架，脑子一转——岂能空手而归——缠住他！我快步追上他，带劲地说：“朵斯蒂，请看在穆圣的面上让我喝杯水行不行？他说：“漫说喝一杯水，就是喝一桶水我都给你。”我笑着说：“好好好，那我就变个牛喝你一桶水。”他也笑了。

    走进聂赫雅家门，他变得和气了。我拿出陈克礼早年的照片和墓照给他看，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为陈克礼写传。接着，我又拿出《陈克礼传》的初稿让他看。他看着看着流下了泪。我们之间沟通了感情，消除他的戒心。聂赫雅向我介绍他曾经跟陈克礼念过经，后来他参加了公职工作，讲了他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情景。我们的谈话很快进入了正题。聂赫雅向我讲述了陈克礼的一些生平事迹，他指出了我写的初稿中一些不确切、不真实的地方。聂赫雅说：“陈克礼被枪毙之后，到处张贴了布告，我把布告上写的陈克礼的罪状抄下来。后来我又弄到了襄城县公安军管组打印的死刑判决书。”他拿来死刑判决书给我看，指出我的初稿中写的误差。他把对陈克礼的“死刑判决书”捐给了我。
经过多日采访，我带着采访记录回到家里进行整理、编写。写着写着，发现又有问题，如对同一问题说法不一、材料之间衔接不上，还有人名地名和时间空缺，需要再去采访。我把要弄清的问题汇集起来，列了25个问题。

    1991年8月8日，我带着要采访的问题，带着一些初稿准备让有关的人过目，征求意见，到了襄城县，我让陈阳光看稿，听取他的意见，陈阳光看稿，看到深夜哭到深夜，没有提出修改意见。第二天，我邀请陈克礼的亲属和教友共6人进行漫谈，讨论如何弄清我带来的问题。
采访中要想一次把问题搞得真实确切，往往是很困难的，流光易逝，当年了解陈克礼的人或者记忆犹新，或者记忆淡漠。文化程度不同，表达能力不同，提供的材料的准确度就有差异。大家认为只有多采访人，多中求真。于是我走乡串村寻访知情人，不放过一个可采访的人。

   1991年9月28日，我到北京，先让一些人看稿，写了谁就让谁看稿，主要是陈克礼的同学和陈克礼的学生。有些问题要弄清楚。例如1957年反右运动中批判陈克礼，陈克礼是否进入了会场？陈克礼离开北大的时间，离开伊斯兰经学院的时间等，还要寻找文学资料。

    陈克礼的同学杨永昌看了我的手稿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向我提供了陈克礼在1948年发表的作品《古兰经译解》。杨永昌谈到陈克礼在北京经学院任教期间的一些失误时说：“陈克礼在经学院的失误主要是他处事不当。”

    陈克礼曾在1954年翻译了伊拉克诗人卡兹慕·赛马威的长诗《红色信笺》发表在《译文》杂志上，为了查找陈克礼的这篇译作，我在去“北京图书馆”的途中乘公共车下错了站，需步行一段路。我在街边走着，我的左脚突然被一只脚挡住，一只手硬硬地顶在我腰上，我一看，一个野头野脑的男子说：“对不起”，同时他的另一只手迅速插进我的衣服里兜，一闪手我的200元钱连同身份证到了他手里，时间仅几秒钟。他顶在我腰上的是指尖还是刀尖我还没反应过来，钱已经被他抢劫了。这个匪徒走了两步转过身来把我的身份证和一只假手表往我衣兜里一塞说：“不白要你的钱！”转身去和他的两个同伙会合了。我遇到了抢劫团伙，街空人稀，我无力自卫。

    受到突如其来的抢劫，我很痛苦，好容易才找到公安派出所报案。
我回到旅社，衣兜空了，食宿无钱支付。我不得不向旅社负责人下话。收费人是个姓丁的穆斯林女青年，我向她说明因遭抢劫，今天无钱交住宿费，待后寄还。丁小姐对我深表同情。她把我遭劫的事向一些穆斯林旅客讲了，一位在民委工作的穆斯林干部来找我，借给我回陕西的路费。

    第三次访问马志仲

    1992年6月我写了“超凡的友谊”一章。本章内容是写马志仲与陈克礼的友谊。我把手稿寄给马志仲征求意见。马志仲来信要我去临夏面谈。我去和马志仲见了面，马志仲说：“本章应该写进《圣训经》汉译手稿保存的经过，这件事本身就蕴含着重大意义。《圣训经》手稿保存的过程，惊心动魄，很有写作价值。”于是马志仲以沉重的心情向我详细叙述了《圣训经》汉译手稿保存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中，恶人那一张张凶狠的面孔，好人那一幅幅受残害的悲惨情景历历在目，犹如昨日。马志仲讲得声泪俱下，最后讲到《圣训经》手稿历经两次致命性凶险之后，终于保存下来了。我们都感到无限欣慰。

    冒险访问一位特殊人物

    1993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陈阳光的姨天王德福站在清真寺附近的街边说话，有个拄拐棍的老人从我身后走过，我望了望这拐棍老人，他已年过古稀步履蹒跚。王德福向这位拐棍老人的背影噘了噘嘴对我说：“他就是某某，他和陈克礼是金兰之交，陈克礼被定为阶级敌人以后，他和陈克礼往来频繁，经常去陈克礼家聊天，常年如此，却从未受到官方的威胁、追问、打击。要是别的人和陈克礼这样密切来往，早就会受到打击迫害。无疑他是带着“四人帮”的秘密任务去接近陈克礼的。”停了片刻，王德福说：“他是写黑材料最多的人。”我问：“看样子他的腿有病？”王德福说：“主要是老了，七十多岁了，去年还没拄拐棍，今年才拄上拐棍。”我说：“我想去采访他。”王德福一摆手说：“去不得，千万不要去，他是穿着钉字鞋踩着陈克礼的脊梁骨捞到了名利的人。他会向当局报告你，轻者没收你的采访记录，重者把你抓起来，然后驱逐出境。”

    我回到旅社想了又想：陈克礼活着，这位拐棍老人有利用价值，“四人帮”对他只是利用而不是重用。如今“四人帮”被打倒了，他也老了，没有利用价值了。昔日受宠已是昨日黄花。我决定冒点险去访问这位拐棍老人。我作好了准备，我把已经采访的笔记交给一位教友保管。

    第二天早上，我上街吃了早点就去拜访拐棍老人。走进老人家的门道，我问“XX先生在家吗？”老人的老伴从厨房里出来答话。拐棍老人撩起竹门帘张望。我向他道“赛俩目”，他一边回答一边以猜测的目光打量我。大概他从我的装束仪表上判断我是新调来的统战工作干部。我被让进挂竹帘的客厅，老人的老伴送来了茶。

    拐棍老人笑容满面的问我：“你是新调来的干部吗？”我摇摇头说：“不，我是专程从陕西来访问你的”。他惊诧地说：“访问我？我这个老头儿有什么可访问的？”我说：“我是搞写作的，准备写陈克礼，听说你和陈克礼是至交，特来访问。”他一听陈克礼，脸色一沉，缄默地凝视着地面。我也静静地望着他的面孔。寂静了一阵，他慢慢地抬起头来说：“我和陈克礼是孩提之交，精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如今，陈克礼死了，‘四人帮’倒了，我也不干那‘被迫而为’的事了”。他接着说：“我已年过古稀，快进坟坑了。对于陈克礼的死，我时时都感到内疚，感到懊悔。”听了他的这些话，我望了望他那老弱的身体，人常说：“鸟之将死其鸣则悲，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他自知死期临近才说起善言来。他是踏在陈克礼滴血的伤口上获取利益的人。我们的谈话继续着。
    “你说的‘被迫而为’指哪些事？是否指批斗陈克礼？”我问。

    “批斗是公开的‘被迫而为’，还有暗中的‘被迫而为’，那就是参与303工作，经常写汇报材料。”他说。

    “303工作是什么意思?”我问。

    “303工作是公安工作术语，就是秘密监视，秘密探知情况，秘密写报告”。

    “陈克礼在众目睽睽之下监督劳动，你有什么可写的？”

    “写他的思想活动，我经常去和他聊天，把他说的话写下来交上去”。

    “陈克礼还会对你说反动话吗？”我说。

    “他说什么，我写什么”他说。

    我笑着说：“这么说有陈克礼存在，就有你的政治荣誉席位，还有现金补贴。”

    他坦率地说：“是的，但荣誉席位并未使我‘被迫而为’，我最害怕把我也打成阶级敌人，才干这种被迫而为的事。

    “原来的政治荣誉和补贴现在还给你吗？”我问。

    “陈克礼死了，‘四人帮’完蛋了，政府领导班子也换了，我也没用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停了片刻，低声慢语地说：“我是为势所迫干歹，求主恕饶我。要是真主早使‘四人帮’垮台，我也不会被迫干这些事。”

    我和这位拐棍老人的谈话被他的老伴打断了。他老伴进屋来激烈地反对他和我谈陈克礼的事。我还想采访陈克礼与这位拐棍老人往昔的事，无法再谈了，我只好告辞。

    我回到旅社以后，平安无事，看来拐棍老人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告我。我想，他自感不久于人世，况且国家正在实施依法治国。

    全国广大穆斯林翘首以待《陈克礼传》能尽快与读者见面。

    由于全国穆斯林深切怀念陈克礼，我为陈克礼写传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向各地，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我接到许多穆斯林来信，有的摧我尽快出版《陈克礼传》，有的提出写作建议，有的向我介绍采访的人。

    一封来自新疆的信，信中说：“得知你为陈克礼阿訇写传，我倍感欣慰，万赞归主，总算有人为烈士立传了。这是中国穆斯林的一大幸事，愿你搜尽烈士事迹，写尽人间不平。”

    穆斯林教胞的来信使我受到鼓舞，每当有人向我推荐应采访的人，无论路途多遥，我都及时前往，搜集新资料，充实新内容。这样，我的大量时光都消耗在四处奔波采集资料之中，书稿也经历着不计遍数的修改补充。

    一日，一位老朋友来我家，问我写《陈克礼传》的进展情况：“我说书稿写完，修改未止。”他看看我的一些手稿之后诧异地问：“怎么没有陈克礼在叶县当阿訇的那段经历呢？”我说“我采访了这么多地方没听到陈克礼在叶县当阿訇的事。”老朋友说：“这是一段疏漏，你一定要补上。”我说：“你提供的这个信息是否可靠？他说：“可靠无疑!”我沉默了一阵，若有所思地疑视着窗外。老朋友见我迟疑无语，他说：“写传资料越丰富越好，要搜尽资料，不要让资料随人入土，要留给后人。劳累是必然要付的代价。”他见我依然沉默不语，又说：“真主给你健康，你就要为主道工作，你怕反复改稿吗？”我说：“的确改稿的遍数够多的了，多数篇章改过十遍八遍是平常事。”老朋友说：“嘿，十遍八遍改稿算什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修改了九十遍。《陈克礼传》再改十遍也值，经费困难我给你想办法。”

    最后的采访

    我又一次启程了，向着河南省叶县去寻找陈克礼的足迹，去寻找穆民的记忆。

    到了叶县的一个村庄，第一个和我会晤的穆斯林农民是马显清，他虽然已年过花甲却精力旺盛。他热情洋溢地谈话使我十分欣喜。他对当年陈克礼在马庄任阿訇的音容笑貌还记忆犹新。我到叶县马庄的采访很有收获（前已叙述）。

    离开马庄，我在公路旁等车，迎面来了个穆斯林青年，道过色兰，他说他听我讲过陈克礼， 很受感动。他听他父亲说过有个人手里有陈克礼的资料，他问我想不想去访问这个人?我问那人在哪儿？他用手一指说：“往南四五十里路。”我请他当向导，他欣然答应。

    乘汽车一小时多下车，再步行四五里，我们来到一个农家。一位古稀老人接待我们，老人学历不高却谈吐不俗，颇有文化意识。老人对我详细盘问一通，看了我的身份证和一沓手稿。他诧异地问我：“你怎么会想到为陈克礼立传？”我向老人讲了为陈克礼立传的历史意义、宗教意义和文化价值。老人表示自己手里有陈克礼的资料。珍藏多年，从未向人透露。我要老人支持我写“陈传”，老人沉默了一阵说：“可以让你看看，但是，一不准问资料来源，二不准向外透露，三不准抄录。”

    对于第三点我恳求老人宽待。我说因为要用准确的资料来矫正我书稿中不准确的内容，经我恳切要求，老人松了口。

    当我打开老人珍藏的资料阅读时，我兴奋不已，心中大为豁亮。这些资料准确说明了陈克礼生平中的一系列问题。老人允许我有选择的抄录。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次意料不到的重要收获。

    停笔之后的思索

    传，写完了，放下笔思想没有平静下来，觉得心有余言，还想补说点什么。

    我想到人们对陈克礼的各种议论，有褒有贬，特别是在中国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褒与很分明。

    人死了，健在的人们难免要议论，尤其象陈克礼这样影响大而死得惨的人，人们都有话可说。议论者的着眼角度不同，出于不同的感情，不同的思想水准，说法自然各异。

    一位伊斯兰经学院领导提醒我：“写传，不要把陈克礼写得完美无缺，写得‘圣贤化’，过于拔高，反而有害。”

    穆斯林大众看陈克礼，只着眼于陈克礼喷洒在主道上的血，只着眼于陈克礼一生为传播伊斯兰教所作的贡献。

    从伊斯兰感情角度来谈“陈克礼之死”，无疑，他是20世纪一位可歌可泣的舍希德。在判决他死刑的几十条言论罪中无一不与伊斯兰教相联系。因此，他的死有着崇高的宗教意义。

    从世俗的人生角度来说，陈克礼既不是无所不通的超人，也不是聪明绝顶的智者，他只是个平凡的穆斯林，只是个通晓伊斯兰经学的学者。他一生最大的失误是不学习政治，不考虑现实政治，当明枪暗箭在瞄准他的时候，他好象还在鼓里坐着。那年头，知识分子前面处处有雷区，有人触雷而亡，也有人绕过雷区生存下来。陈克礼是能够绕过雷区的，但他没有去绕。在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溅血的年代里，陈克礼身处逆境而熟视无睹；在宗教文化被封杀的岁月里，他却执著于发展伊斯兰文化，沉迷于伊斯兰翻译事业；在无神论绝对统治的环境里，他听不得一点对伊斯兰教的贬语。这是他致命的失误，是导致他悲剧的根本原因。
陈克礼的一生只是为了坚守一颗心灵信仰——依麻尼。他对主道充满激情，对伊斯兰文化真挚的爱恋，至死而终。

    我为陈克礼写传历时10年，历尽艰辛，知感真主襄助，终于写完了，完成了我应该完成的一大尔迈尼，优劣成败，聆听众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