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初，陈克礼领着8岁的儿子陈阳光和未满6岁的女儿陈月华离开了襄城县。当时他太贫穷了，兜里仅有的一点钱只能维持三人吃饭。没有办法，只能买短途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列车开动了。伴随着车轮的滚动声，女儿依偎在父亲身旁进入了梦乡，儿子在欣赏着车窗外迅速过眼的景色。陈克礼却在琢磨着如何躲过查票关。他得知这次列车进入陕西就要查票。因此，选定在豫陕交界附近的一个小站下车，然后再买短程票上另一次列车西行。

    当列车驶到一个叫“陕县”的小站时，陈克礼领着孩子下了车，因为下车出站人少无人检查。没有干过无票乘车的陈克礼，当他刚出大厅，走了几步，下意识地向后一望，这一望，坏了——被一个值班人发现。值班人立即喊道：“站住！”指着陈克礼说：“拐回来！”值班人伸手要检查车票，陈克礼直言没有买票。他被带到车站治安室，一个警察对他进行盘问。

    陈克礼：“你不要问那么多，我补票。”

    警察：“不行，必须查清你的身份，拿出你的证件来。”

    陈克礼：“我没带证件。”

    警察：“没带证件就要受审查，不是补票的问题。”

    陈克礼感觉到灾难又临头了。这时候“大跃进”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每个部门都在“跃进”，警察部门必须先“跃进”。抓住陈克礼就是警察部门跃进的成绩了。

    陈克礼和他的两个孩子被押到西安火车站公安派出所，然后转押到公安分局。

    下面是陈克礼的儿子陈阳光的一段回忆：

    那天，我们父子三人从车站派出所被押到公安分局，先被关进一个地下牢房里。我们走进那个地下牢房，里面黑洞洞的，开了门才有一道亮光照进来。当时我和妹妹还不知道害怕。父亲拉着我们坐在铺着草垫的地铺上，牢门锁上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父亲被叫出去审问，时间不长就回到牢房。一个警察把我和妹妹叫出去，一句话没说就把我和妹妹送上一辆警车，警车开到西安城南郊区，离西安市中心约20公里的一个古建筑叫“太乙宫”。儿童教养院就设在这里。我和妹妹就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直到1962年2月父亲才把我们领回家。

    陈克礼的两个孩子被送走以后，陈克礼从地下牢房被押进地上牢房。第二天对陈克礼进行审讯。陈克礼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教师，这次去青海西宁探亲。对于关押自己表示抗议。公安分局向北京大学调查，北京大学说陈克礼早已去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公安分局又向经学院调查。

    陈克礼再次被审讯。审讯人说：“陈克礼，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是在伊斯兰教经学院犯了错误，正在对你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你擅自离职。现在我们认定你是漏网右派分子，对你处以劳动教养。”陈克礼说：“经学院没有划定我是右派分子，你们为什么要按漏网右派分子处理？”审讯人说：“你有右派言论是事实，劳动教养是行政处分，时间不超过半年，表现好解除劳教恢复工作。”陈克礼对审讯人的说法信以为真，以为半年后自己真的可以恢复工作。陈克礼问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放到哪里去了。审讯人说：“你不必担心，自有专设的机构养育。”

    过了两天，陈克礼被押送到西安市南门外的劳动教养收容站关押。当他被押进收容站的时候，那里已经关押着许多人。有来自本省各高等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有中小学教师，有机关和工厂的干部，这些人中多半是被划定的右派分子。还有不少人是“盲流分子”（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还有工人。所有被关押的人被临时编成小队和小组。

    陈克礼被领到一排平房前，平房里足长长的地铺，铺

着粗制的芦席。小队长见收容站站长领着新来的同类，赶忙上去接收。他给陈克礼指定了睡觉的铺位，讲了劳教站的规定，然后笑呵呵地对陈克礼说：“我姓蔡，原是解放军的营长，转业到工厂任科长，现在被划为党内右派分子。”陈克礼没有反应，停了片刻姓蔡的又说：“看样子你是个知识分子吧，不要忧愁，到荒凉的地方去改造改造就好了。”他见陈克礼没有应声，便起身走了。陈克礼默默地坐在地铺边上，审视着这陌生的环境。他望着屋里屋外，坐着的，站着的，一堆一堆的囚徒们，有的在低声聊天，有的又说又笑，对遭受这种打击表现得玩世不恭，也有孤独闷坐的。

    开饭的哨音响了，囚徒们都走向饭场。炊事组长大喊：“不吃猪肉的人都到这边来！”陈克礼领到一个粗瓷大碗，一双筷子。十几个穆斯林集中到饭场的一角，围着一个莱盆吃饭。

    收容站是个临时关押劳教分子的场所，集中一批，送走一批，送往陕北山区的农场、矿山和新勘定的开矿区，强迫劳动改造。陈克礼进收容站不久，收容站就住满了人，准备送走。

    陕北山区大炼钢铁

    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收容站增加了武装士兵。吃过午饭，扩音喇叭呼叫：“组长，小队长都到站长办公室门口开会！”开罢会各小队长回来向劳教分子传达站长指示：每个劳教分子坐在自己铺位上，不准说话。凡有行李的人捆好自己的行李，到小队长那里领取白布条，在白布条上写上自己的姓名绑在行李上等候命令。家在外省的知识分子、还没成家的知识分子，被开除公职，处以劳动教养就得带着全部家当进收容站。有的人有两件行李，有的人有三件行李，走到哪得带到哪。

    劳教分子们知道要出发了，各自猜测着去向。只有盲流分子们不思不想，任凭去天涯海角都无所顾忌。

    站长站在院子里吹哨子，接着大喊：“把行李都搬到外面来，快！”于是劳教分子们把行李都堆放在一起，荷枪实弹的士兵来了，在院子的边上撒开。集合的哨音响了，劳教分子们在院子中央排好队，站长和押送劳教分子的军官反复清点人数。然后，站长讲话，他说：“现在让你们到劳动中去改造思想。抗拒改造，前途黑暗，积极改造，前途光明。现在准备出发，你们的行李用汽车运送。”

    270名劳教分子被武装押送着向火车站走去。走了好久，走到一个装卸货物的站台上等候。眼前停放着一节铁皮车厢，车门大开着，车门与站台之间搭着宽木板。陈克礼一看只有一节车厢，便情不自禁地说：“糟糕，今晚要把人挤扁！”

    太阳落山的时候，收容站站长来了，他命令坐在地上的劳教分子“起立！上车！”劳教分子们一组一组地往车厢里走。当车厢外还有大群人的时候，车厢里就满了，里面的人在喊叫：“挤不下啦！”车门口的人都堵塞住了。几个士兵使劲把人往里推，用肩膀把人往里扛，里面的人喊声更大了。挤在车门口的人喊叫：“你们讲不讲点人道？！”站长说：“只有一个车皮，装不下也得装。”士兵们竭尽全身之力最后把车厢外的劳教分子都塞进了车厢。车厢里的人像木棍一样靠实了，车门哗啦关上了，锁上了。

    夜幕降临，车头来了，把这节装着劳教分子的车厢挂上了。车轮转动了，挤得很紧的木棍儿们稍觉松动，但谁也别想坐下来。车厢里讨论起车去何处，铁路是东西方向，车头向西，有的说可能去青海，有的说可能去新疆。大家正在窃窃私语的时候，有个方向感很强的人喊道：“车头转向了，朝正北方向走了，肯定是去铜川煤矿。”有人说：“去挖煤，瓦斯一爆炸，死了少受罪！”陈克礼说：“不一定去挖煤，火车到铜川换乘汽车去陕北挖山。”

    夜深了，车厢里静下来，囚徒们都站着打起盹来。突然，一个盲流分子操着陕南腔喊道：“我要拉屎！”。他这一声喊叫把全车厢的人都惊动了。车厢里挤得够闷的了，怎么能蹲下拉屎呢？有人说：“你能不能忍耐到天亮？”这位盲流分子说：“水火不留情嘛，这能由得了人！”停了一阵他又喊叫：“我憋不住了！”车厢里不断有人在“哎呀！”尤其站在这盲流身边的人直咂嘴“这怎么办！”这时陈克礼望了望车厢的小窗孔，他喊道：“谁身上带有报纸！”这一声可问到点子上了。几个人都说：“我有我有！”陈克礼说：“都把报纸传到这边来。”于是，五六张报纸传给了这位盲流分子。尽管他周围的人都使劲往开挤，这位盲流还是蹲不下去。他只能半蹲着把几层报纸接在屁股下拉屎。屎随尿下，洒到身边人的裤子上、鞋上。拉下的屎被包起来在车厢里传递着，传到车厢的窗孔下扔了出去。车厢里一场拉屎危机总算结束了。

    列车在行驶，囚徒们不断望车窗，盼望着快天亮。

    天还没有亮，车到了铜川铁道北端，列车不能再前进了。大约过了一小时天亮了，车厢的铁门打开了，武装士兵在周围撒开，囚徒们从车厢里出来被带到一块平地上，排好队坐下。又过一个多小时，几个炊事人员送来了早餐，每人发一个苞谷面馍，一片咸萝卜，还可以喝到一碗温开水。

    继续北进

    吃完早饭，劳教分子们坐在地上等待。

    七辆卡车开来了，收容站站长和一名军官坐着吉普车也跟着来了，另有三辆军车，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车顶上架着机枪。劳教分子被装上卡车，被武装士兵押着继续向北行驶。

    下午，劳教分子们被运到陕北富县的一个小镇，汽车在一个粮食仓库的大门外停了下来。仓库大门里面是一个宽敞平展的院子，院子中央是长长的一排库房，库房南端住着仓库工作人员和家属。院子大门左边栽着五六根木桩，每根木桩之间间隔三四米，木桩上绷着铁丝。靠近大门这边的一根木桩上拴着一只山羊。劳教囚徒们从卡车上被赶下来，在院子里排好队坐下。

    一位穿黑色夹克服的干部，腰间插一支手枪，横眉冷眼地走来。收容站站长也跟着进了院子。穿黑夹克的干部站在囚徒前面自我介绍说：“我姓侯，是来接收你们的。”收容站站长接着说：“从现在起你们就归侯队长管理。”侯队长是军人出身，喊口令很有劲。他喊口令进行整队，劳教囚徒们随着他的口令起立、看齐、报数，清点人数，交接手续完了，收容站站长就走了。

    面对270名劳教囚徒，侯队长认为虽然有武装看守，但为了预防囚徒逃跑，必须使囚徒们心理上有威慑感。他从囚徒队列的排头往排尾边走边用火辣辣的目光扫视着。然后他后退几步，退到适合讲话的位置——那只山羊就在他的左后侧——他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分子，是资产阶级寄生虫，现在要强迫改造你们，你们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谁胆敢逃跑，严厉打击！”他的声音越讲越大，好象全身都在使劲。忽然，他听到队列中有人在笑，他立即问：“谁在笑！谁在笑！”他抽出手枪，推上子弹说：“谁想逃跑，想死，你跑，我警告你们！”他把手枪往头顶上一举说：“这不是儿童玩具！”随着话音便是“啪!”一声枪响，子弹飞上了天空，眨眼间子弹顺弹道落下，击中了那只山羊。山羊突然倒下，后腿蹬了蹬，血从山羊的身下流了出来。劳教囚徒们的眼光一下被突然倒地的山羊吸引过去，陈克礼念了声“素布哈览拉希！”侯队长随着囚徒们的视线也拧头望了望倒在血泊中的山羊。他用略带缓和的口气说：“你们往哪儿看？”站在陈克礼身边的一个青年低声对陈克礼说：“这老儿要是把枪举得和他的脑袋垂直，子弹落下来他就没命了。”陈克礼说：“如果他的枪口朝咱这边偏一点点儿，队列中就会有人像山羊一样倒下。”

    侯队长讲完话已经夕阳西下。吃过晚饭之后，劳教囚徒们被赶进北边的一间仓库里。这间仓库虽然比一节车厢宽一些，但二百多人进去也只能坐下，谁也别想躺下。库房门的大锁哗啦一响，囚徒们有的背靠墙坐着，有的背靠背坐着，渐渐地都入梦了。只有陈克礼没有入梦，他好象在想些什么，他要记下这难得的经历，这经历足拿钱买不来的。

    库房外面在刮风，夜特别黑，特别静，特别可怕，库房里的囚徒们或许能做个好梦，然而他们已被定为阶级敌人了，恶梦将伴随他们一生。

    天亮了，库房门的大锁哗啦一响，门开了。囚徒们被放出来去解手，然后集合，坐在院子里等待开饭。

囚徒们正在吃饭的时候，一辆卡车运来了囚徒们的行李，行李卸下堆在地上。陈克礼对身边的人说：“准备步行吧！”几个行李多的囚徒惊愕地望了望陈克礼，又望了望行李堆儿。要步行，行李得自己背。果然，侯队长在大喊：“吃完饭多喝点水，要走长路。”有的人铺盖卷大，还有箱子，背不起咋办？这些人发愁了。吃完饭，侯队长命令有行李的人去拿自己的行李，接着发给肩挑用的棍棒、草绳，要求大家作好长途步行的准备。

步行开始了

队列排好之后，囚徒们被武装押送着上路了，向陕北的山区缓缓走去。

    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下子带着沉重的行李，无论是背是挑，走不了多久就感到吃不消了。才走了10来公里有人就不堪忍受了。前面是一条小河，劳教囚徒们从桥上走过的时候，有个囚徒实在受不了啦，他一气之下把自己的箱子扔下河去，接着一个接一个仿效，把箱子、被褥、大衣、面盆都扔下水去。几个没有行李的盲流分子把上衣一脱扑通扑通跳下河去捞东西，发横财。侯队长急了，愤怒了，他一边喝叱、大喊，一边抽出手枪鸣枪警告，队列在桥上停下来。押送囚徒的士兵把枪口对着下水捞东西的盲流分子，喝令他们立即上岸。这些捞东西的盲流分子都抱着捞到的东西回到桥上来，脱下裤子拧去水再穿上。还有些没有被捞到的东西渐渐漂向远方。

    侯队长看到此情此景，他允许空手的人替行李多的人分担行李，劳动报酬双方协商。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困难解决了，队列继续行进。

    太阳下山时候，到了一个叫做毛家庵的地方，这里是两山之间的一段川地，居住的农户比较多，有几个自然村相距很近，农民都住窑洞。村前有一条路，路面比较宽，能走汽车。劳教队的指挥部就驻在这里。从西安押送来的劳教分子先到这里，然后再分派到四周的山沟里去开山挖铁矿石炼铁。先期到达这里的劳教分子已有数百人都分到周围的山沟里投入劳动改造。

    晚饭后，整队编组，每15人编一个小组，每三个小组编成一个大组。大组长、小组长由队长指定，陈克礼被指定为小组长。

    指挥部派来四个管理干部，三个称队长，一个称干事。分别是李队长（一把手）、左队长、白队长和蔡干事，侯队长走了。编队之后，李队长领着大家到村北边山下的一排窑洞前，指挥部随即送来了劳动工具和被褥，被褥是发给没有被褥的劳教分子的。

    这里窑洞很多，是八路军驻过的一个营地。每一个窑洞都有一个大炕，能睡十几个人，正好一个小组驻一个窑洞。

    李队长讲话。他说：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已经在全国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从明天起你们就要投入正式劳动改造。现在向你们宣布几项规定：

    一、不许互串号舍（窑洞）。

    二、你们足劳教分子，互相称“同学”，不准互称同志。

    三、看守你们的武装战士，你们统称班长。无论在工地、在驻地，解手都要喊“报告班长”，经允许才能解手。

    李队长讲完话，就按分组顺序进窑洞铺铺。

    紧张的劳动开始了

    全队的任务是劈山挖出铁矿石，修建土高炉，炼铁。

    陈克礼和他的同类们在指定的山腰上挖去厚厚的土石层，挖出铁矿石。全队奋战了好几天，铁矿石出现了，没有见过矿石的人都感到稀罕。队长一看直咂嘴，矿石含铁量很低，形状是薄薄的板块，最厚处有7厘米，最薄的仅2厘米，而且不是一个大的整层，一段有一段无。挖土石层劳动一周，取出的矿石一天就用几个架子车拉完了。然后再从上往下挖土石层，周而复始的干着。

    陈克礼小组有个青年原是陕西矿业学院的学生叫谭星斗。谭星斗挖到一块面盆大的形似乌龟一样的矿石，他敲开看了看，对陈克礼说：“这矿石含铁量很低，开采一定亏本。”陈克礼说：“咱们分文不拿工资，一月吃九元钱的伙食还会亏本？”“会，一定会！”谭星斗说。一天上午，从省上来了一位干部到工地察看。他走到一堆矿石跟前，拣起一块矿石问：“你们这里边有没有学矿业的？”一个劳教分子指着谭星斗说：“他是学矿业的。”这位干部问：“这矿石含铁量大概有多少？”谭星斗说：“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这位干部说：“专家们说这里的铁矿石含铁量在百分之二十六至百分之三十五之间。你说得这么低。”谭星斗说：“那就以专家们说的算，我说的不算。”那位干部说：“你是在给大跃进泼冷水，思想反动……”陈克礼忙插嘴说：“他上大学是在胡混，他的思想没改造好，信口雌黄。”那位干部望了望谭星斗那傻卜溜湫的脸扭头走了。谭星斗说：“陈组长，感谢你打岔，我少挨训斥。”陈克礼和谭星斗会意地笑了。

    上级下令迅速修建土高炉炼铁

    下午收工回来，吃过饭不一会儿，劳教分子们刚想歇歇，哨音突然响了，队长喊“集合！”一辆卡车送来了用铁丝拧成的套架和木杠。全队集合好了，左队长宣布到相距五十华里的采石场抬运修建土高炉用的加工好的石块，叫“料石”。左队长说：“两人一副抬架，抬运的料石重量必须不下80公斤，天亮前必须把料石运回建炉工地。”左队长说罢，劳教分子们在武装押送下向采石场走去。

    踏着夕阳的余辉，迎着凉嗖嗖的秋风，到了采石场已是夜色黢黑。劳教分子们摸着料石套铁丝架。左队长用手电筒照着检查，对料石的重量进行目测，谁的料石小了，不行，要换。押队的士兵前前后后不断晃动着手电筒严防有人逃跑。

    劳教分子们抬着料石回程了

    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肩头没有受过重压锻炼，他们突然抬起大石头走远路，两个抬一根木杠不会合步。沉重的木杠在肩上揉磨，走了不多的路程就累得受不了啦，一会歇一会歇。左队长喊道：“不许自行休息！”但是肩头痛得咬牙的人要不断的换肩，队列拉得很长，押队的班长看到队列拉长，就命令排头停下让后面的人跟上。

    夜深了，人越走越疲劳，肩上的杠子越压越重，许多人的肩头都肿起来了。陈克礼和一位盲流分子抬一根杠子，尽管那个盲流分子照顾他，给他让杠子，他的肩头还是肿疼得不堪忍受。走在队列前头的人受不了了，把杠子一撂，躺在地上就睡着了。后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都躺下了。左队长疾步走到前边去把排头的人踢了两脚踢醒来问：“谁教你们休息？”那两个人把衣服一脱让左队长看，左队长用手电筒一照，两个人的肩头都肿成个包。左队长是个嘴硬心软的人，他看了一下手表，估计剩下的路程，他让大家集合起来。他说：“多数人的肩膀都肿了，有的都磨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知道大家难受到什么程度。但是，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天亮一定要把料石运到工地，1070万吨钢产任务必须在年底完成。”他顿了顿接着说：“大跃进、大炼钢铁就是打仗，谁敢违抗命令？我姓左的不敢让你们休息到天亮，我不敢，你们更不敢!现在剩下的路程不多了，大家再休息一会儿，然后把衣服脱下折起来垫在肩上，咬紧牙关，一定要在天亮到达工地。”左队长讲的一席话包含了安慰、鼓动和警告，增加·了大家忍苦的心劲。

    陕北的秋夜，山沟里的风是渗凉的。深夜躺在山野路旁，一睡着就冷醒。陈克礼不敢躺在地上睡，只是坐在地上把胳膊搭在膝盖上，额头枕在胳膊上睡。大家休息了一阵，左队长看了一下表，使劲吹响了哨音，呼喊：“起来，前进！”大家又艰难地前进了。天亮之后料石终于运到了建炉工地。陈克礼和同类们一回到窑洞，一个个往炕上一倒，立即睡得像死人一样。只睡了五个小时就被喊起来吃饭，吃饭只限15分钟，时间一到立即集合出工。

    大炼钢铁的任务逼得很紧很紧，陈克礼小组接到命令：修建土高炉练铁。任务紧迫，必须日夜苦干，干部们轮流督战。第一座土高炉建成点火试烧成功，炼出第一炉灰口铁，陈克礼受到李队长表扬。陈克礼笑对同类们说：“这是千金难买的机遇，我们不仅体验了一种生活，还学会了建土高炉炼铁技术，知感主。”尽管全队担任各种任务的人——挖矿石的、运矿石的、建炉的、炼铁的都在日以继夜的劳动，仍完不成任务指标。全大队的总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上级领导急了，下令全队人员投入“烧结铁”。烧结铁就是只要把铁矿石烧得粘结成块状就行，取名“结铁”。烧结铁不用土高炉，：工序简便。在平地上挖一个圆形直坑，直径大约三四米，深七八米。先在坑底铺上柴燃起火，把砍下的树干往里扔，然后把矿石往里倒，一层树于…层矿石，日夜不停地烧炼。烧到一定时间，结铁就烧成了，待冷却后，把结铁取出运往炼铁厂进行再加工。

    烧结铁要烧掉大量的木材，砍树的任务很重。有一条大沟叫“直罗沟”，那里山高林密。全队撤到直罗沟去烧结铁。陈克礼小组15人只领到五把斧子上山砍树。李队长规定每人每天要砍伐3000斤木材，并且要运到烧结铁的火坑里才算完成任务。全组每天的任务是把45000斤树干投进火坑。火坑旁放着一台磅秤，队长监视过磅记数。李队长宣布了砍树的两项规定：第一，不准砍树林边缘的树和路边的树，必须砍树林深处的树；第二，不准砍优质树，只准砍质粗价廉的树，并且指定了几种粗质价廉树的树名。这样一限制，重重困难扑面而来，无法完成任务。陈克礼小组15人钻进密林，先得东盯西望寻找粗质树，林密坡陡，砍倒一棵树倒在另一棵树枝间，上边被树技交错咬住，下边被左右的树挡住，几个人要拖好久才能把砍倒的树拖到地上，再砍去所有的树技。这样，一棵树单是砍好拖出密林就要很长时间。特别烦恼的是五把斧子就有三把脱头，砍着砍头，斧子的头飞了，在草丛里找到了斧头没有铁楔子安不牢又会脱落。遇到下雪，困难更大。陈克礼和全组想尽办法也完不成任务。全队其他小组同样完不成任务。

    李队长看到各组都完不成砍树的任务，一个个地坑里没有燃料，他大为愤怒。

    天一亮，全队集合，李队长拿来几副脚，镣哗啦，往队列前面一扔。由于陈克礼小组站在前排，李队长先问陈克礼：“为什么连续完不成任务？”

    “困难太大，无法克服。”陈克礼说。

    “凡是完不成任务的，先给组长砸上脚镣！”李队长威严地说。

    “应该允许人说明实际情况。”陈克礼说。

    “你说！”

    “斧子少，脱头，寻找指定的树太费时间；在密林深处砍树，单是运出树林就很费力而且慢。”

    “你尽说困难，有没有消极怠工的？”

    “没有，大家都在苦干，并积极找窍门。”

    “找了哪些窍门？”

    “白天我们抓紧砍，把砍好的树干运到林边，晚上看不见砍，全组踏黑运送。”

    “不管怎么说，完不成任务就给你砸镣。”

    陈克礼小组有个青年说：“全组没完成任务，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光处分组长。”

    “那就给你也砸上镣！”李队长怒目地说。

    陈克礼坦然平静地说：“任务是要人来完成，砸一个镣少一个劳动力，我建议砍树取消限制，增发斧子，发给铁楔子安牢斧头就能完成任务。”李队长听了陈克礼的建议，眼睛盯着地面，凝神思索了片刻说：“行！砍树取消限制，就近平推，从林边挨着砍，斧子、楔子马上解决。”

    李队长宣布取消砍树的两项规定，各组就从山林边缘挨着砍树，全队每天砍掉几十万斤林木，山林被砍成一片一片空地，只留下高高低低的树桩。夜晚，一个个烧结铁的地坑燃着熊熊大火，火光冲天，寂静的山沟变得热火朝天。然而，日以继夜地劳动，持续不断的疲劳，使劳教分子都变得迟钝麻木，工伤死亡频频发生。

    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出指示

    这天，天亮了还没有吹起床哨，大家都睡醒了。睡在陈克礼身旁的人问陈克礼：“这时候了怎么还不吹起床哨？”陈克礼说：“睡你的觉，少说话！”起床后，大家一看是蔡干事带工，都很高兴。蔡干事富有人道主义感情，比较宽容。集合出工的时候，蔡干事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刘少奇主席下达了指示：自今日起开始执行‘劳逸结合’。”他温和地说：“今后你们的睡觉时间会多一点，但劳动不准松劲，大跃进还要继续进行。”

    春节前夕，李队长讲话，他说：“现在1070万吨钢产任务已经完成。春节让你们休息三天，你们利用三天时间拆洗被褥，补补衣服。春节过后还要大干。”

    管理伙食的干部买了半个羊的肉，给本队的十几个穆斯林改善生活。有个回民青年去问伙管干部：“这羊肉是买回民的，还是买汉民的?”伙管干部瞪了他一眼，然后冷着面孔说：“买羊肉谁管回民汉民，你们吃就吃，不吃就不吃，少罗嗦，不准问！”当时，十几个穆斯林被饥饿和疲劳折磨得十分瘦弱，然而他们依然想知道这羊肉能不能吃？几个穆斯林青年去和陈克礼讨论。陈克礼说：“环境如此困苦，况且这羊肉可能是穆民宰的，也可能不是穆民宰的。”接着陈克礼讲了两段哈迪斯（圣训）。他说有一次有个穆斯林去问穆圣，这个穆民说：“主的使者呀，有个犹太人给我送来羊肉，这羊肉能吃不能吃呢？”穆圣对他说：“你道太斯米就吃吧！”又有一次，一对老年夫妇养的一只羊死了。老汉去问穆圣，他说：“主的使者呀，我的一只羊死了，这羊肉能吃不能吃？”穆圣问：“你还有羊没有？”老汉说：“我只有这一只羊。”穆圣说：“你道太斯米就吃吧！”陈克礼说：“根据这两段圣训，咱们道太斯米就能吃。”

    春节过后已是1959年的2月，劳教队在陕北甘泉山区炼铁停止，从甘泉县山区转移到洛川县境内的一个叫张村驿的地方继续修建土高炉炼铁。大约在5月底或6月初“大炼钢铁”宣告结束。9月上旬劳教队南移，劳教分子们被送到铜川市管辖的崔家沟煤矿，编成筑路大队。

    崔家沟煤矿离铜川市35华里。这里是个劳改单位，主要劳动力由劳改人员、劳教人员和刑满就业人员组成。由劳教人员组成筑路队，只在矿区周围二三十里的范围修筑土公路。修筑这种公路只要把原有的路面拓宽修平，高处挖，低处填，用夯砸瓷实就行了。遇到石坡就要进行爆破开路。

    这年入冬，劳教分子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劳动时间实行8小时制，每两周休息一天叫做“大礼拜”。每月发给零花钱。零花钱分五个级别：最高每月15元，最低每月3元，每级差3元。后来最低级改为6元。

    陈克礼每月领12元，伙食费也由每月9元5角提高到11元。修路的人每天中午饭在工地吃，由炊事人员把饭送到工地，吃完饭在工地休息一小时。

    陈克礼的幽默

    那年头，劳动教养把形形色色的人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也是一种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个环境里的人们互相影响着，默默地改变着自己，也在丰富着自己，如果说这样的生活是一部奇书，这奇书中活生生的人物便是这群人。陈克礼有时沉默寡言，有时却显得幽默风趣。

    有一天，天气晴和，修路的劳教分子在工地上吃过午饭，各组都随地而坐，有的吸烟，有的聊天。在路旁的低土坎上并排坐着八九个人，陈克礼坐在末尾，有个叫徐莹的年青人坐在中间。徐莹原是陕西省建筑学院的学生，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强行劳动教养。他点燃了烟卷往嘴角上一叼，就坐在人中间掏出生殖器洒尿，他旁边的人见他这般举动就训斥他。他满不在乎地说：“这叫因陋就简，就地小便。”两边的人都斥责他，把他激怒了。他气呼呼地说：“祖国大地任我尿，谁敢把我这个肉棒棒一口咬了！”有人转过脸来对陈克礼说：“组长，你看他这么粗野。”陈克礼温和地说：“徐莹，这么大的地方，你该往旁边走几步去尿嘛，偏要在人堆中坐着洒尿，该讲点人格。”

    “人格，早就被没收了，在这里讲什么人格，扯几巴蛋！”徐莹带气地说。

    “你受过高等教育，应该自尊，张口骂人，不害臊吗？”陈克礼说。

    “什么人格、自尊、害臊，我看你也是个狗屁不通！”徐莹瞪着陈克礼说。

    “我通狗屁，你通不通狗屁，咱们来考一考。”陈克礼笑着说。

    在坐的人都哄笑着说：“对对对，当场考考看谁狗屁不通。”

    “你说狗屁中含有哪些化学元素，哪些可燃气体，请你写个狗屁的化学方程式。”陈克礼说。

    “你既然自称通狗屁，你先说狗屁的化学元素，写出狗屁的化学方程式让我看。”徐莹说。

    “狗屁中含有碳、氢、氧、氮、硫等化学元素，还有可燃性气体甲烷和硫化氢。”陈克礼说着顺手在地上拾起一个纸烟盒撕开，掏出笔在纸烟盒的空白面上边写边说：“如果把10000个狗屁中的甲烷和硫化氢分离出来用于烧水，能烧开一小壶水。这两种可燃气体的热化学方程式是这样的。”陈克礼说着写着，写了两道狗屁的化学方程式。他把纸烟盒往前一伸对徐莹说：“你看这狗屁的化学方程式对不对？”人们都围上来看纸烟盒上写的化学方程式。大家都大笑起来。有人对徐莹说：“你说老陈狗屁不通，老陈不但讲出了狗屁中的化学元素，而且还写出了狗屁的化学方程式，连狗屁中可燃气体的热能都算出来了，你呢？”大家又是一阵哄笑。另一个人说：“老陈真是嘻笑怒骂皆学问，看来狗屁也是科学。”在一阵一阵的笑声中徐莹的脸色变了，变得和颜悦色。他从陈克礼手上抽去纸烟盒一看说：“哈哈，你写的这个狗屁的化学方程式很艺术，很有趣。好啦，你用幽默征服了我。”

    于是一场争吵变成了一场有趣的知识娱乐。

    夜半雨声——陈克礼的“一次性智慧”

    曾经有一段时间老不下雨。李队长为了赶任务，宣布：土方工程，下雨没法干，趁天晴多干点，不下雨就一直干，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休息。劳教分子盼望休息，每天出工大家总要本能地望望天空，念叨着，盼望下雨。这天早上出工又是一个万里无云，阳光灿烂的天空。吃过午饭，大家坐在路边的草地上边抽烟边议论天气。陈克礼扫视了一下天空，他逗趣地大声说：“你们看，东南天边上有着小小的一团深灰色云，那是真主造化的浓缩雨云，晚上将飘向这里。今夜午时三刻定有滂沱大雨，大家可以痛快地休息。”大家望了望东南天空又望了望陈克礼那张带笑的脸，有人说：“今晚试试看。”

    晚上，天空依然是繁星点点，星光闪烁。到了午夜时分风云突变，陈克礼的戏言巧合了，一阵风声过后，哗哗哗地下起大雨来了。风声雨声把劳教分子们从梦中惊醒了，大家喜滋滋地倾听着雨声，躺在床上议论着。起床后，雨还在下，全队都在议论陈克礼的预言。有的说：“老陈简直说神了，真准！”有的说：“这个陈回回一定懂天文，善观气象。”也有人说：“唉，陈克礼是随口冒说的，碰巧遇合了，你教他再说说看灵不灵。”另一个宿舍的两个汉族青年来找陈克礼给他们看手相。陈克礼说：“看手相是迷信，我们伊斯兰教反对迷信，不看手相。”又有个人来对陈克礼说：“你说得太准了，可以称你是陈半仙，你再说说这雨能下几天？”陈克礼笑呵呵地说：“我这是一次性智慧，只能使用一次。”在场的人都笑了。

    在荒山坡上站“者拉兹”（葬礼）

    1959年11月，修路修到一段石头坡下，路面被高高低低的巨大石块挡住，要拓宽修平路面就要进行爆破。李队长挑选了二十名身强力壮的人组成爆破组，在石头坡上打眼爆破。

    陈克礼小组里有个安徽穆斯林青年名叫杨安顺被挑选到爆破组去。杨安顺时年23岁，身强力壮，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干活踏实。同类们和他说笑话，无论用什么粗言趣语逗他，他总是默默一笑，从不用粗言“回击”。他从安徽农村来西安打工被警察收容，以“盲流分子”之罪名送交劳动教养。杨安顺没念过经，只读过二年半汉文小学，不会写信。他从父辈那里学会念“法蒂哈”和“索热”（古兰经段），学会了礼拜、封斋。他还养成了像老人们那样打呵欠都要念一声“安拉乎”的习惯。他请陈克礼代他写家信，先要求写上阿拉伯文“赛俩目”，他说他父亲认识阿拉伯文“赛俩目”。

    爆破组每两人一对，用钢钎、铁锤在石坡上打眼装炸药爆破，叫做“放炮”。爆破中，有时所打的炮眼全部爆响，有时不全爆响，没有爆响的炮眼叫做“哑炮”。爆破之后要检查哑炮，进行安全处理，然后才开始搬运爆破的石块，清理碎石，平整路面。

    1959年11月26日下午，爆破组打好十几个炮眼装好炸药，爆破前的准备工作完毕，人都退到安全区静候爆破。爆破组长挥动小旗发令“起爆！”操作电动导火器的人按动电纽，随着一串爆炸声，人们数着响声来判断哑炮。爆响过后，爆破组听出有哑炮，照例去进行检查处理。杨安顺独自走在最前面，其余的人三三两两在后面慢步走着。当杨安顺走近哑炮大约两米多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杨安顺应声倒地，几个人同声大喊“出事故啦！”后面的人一惊，迅速跑去，只见杨安顺的脸上和脖子上都是血，嘴角也在流血。杨安顺被送到矿部医务所已是日近山头时候，矿部医务所只作了外部包扎，不具备抢救条件，急需送到铜川市医院去进行抢救。没有救护车，只能靠人力用担架护送。杨安顺的伤势严重，急需快速护送。然而，从崔家沟煤矿到铜川市医院要步行40华里路，抬着人快走也要三四个小时。李队长挑选抬担架的人，磨磨蹭蹭等找好6个强劳力抬着杨安顺上路已是天黑路不明的时候。两个武装士兵押着6个劳教分子抬着杨安顺向铜川市走去。

    黢黑的夜，冷冷的风，路是冷酷的，山是死寂的。杨安顺严重的伤势要分秒急争地抢救，然而，要走40里路呀！那年头，死一个中国人算什么？！死一个劳教分子更不算什么。好在这6个抬担架的劳教分子对受重伤的同类杨安顺还是很讲人道的，他们轮换着抬担架，疾步赶路。

    夜深了，班长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手表，命令把担架放在路边歇一会儿。担架放下，过了一会儿，担架旁边的人看到杨安顺两手慢慢抬起在空中左右来回地摸。旁边的人把他的手轻轻地放下去。过了一会儿杨安顺又抬起手来在空中摸。抬担架的人向班长报告说杨安顺的动作是死亡前的征兆，班长叫抬起担架快走。走着走着杨安顺又一阵一阵地重复着双手的动作。跟在担架旁边的人望着杨安顺的动作，望着望着只见杨安顺双手一齐落下再也不动了。“杨安顺断气了!”抬担架的人向班长喊道。班长命令放下担架。一个班长走近担架用手电筒照着看了看杨安顺的脸色，摸了摸脉膊，他转过脸去对另一个班长说：“死了。”接着几个人都围过来俯下身借着手电筒的光仔细察看、摸脉、摸体温，之后大家都沉默了，都静静地坐下来，人们的心像山谷一样的空，像夜风一样的冷。

    两位班长点燃了纸烟坐在稍远的地方吸着烟。抬担架的几个劳教分子都把胳膊搭在膝盖上枕着额头打瞌睡。班长吸够了烟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喊道：“往回抬！”人已经死了，往回抬脚步就慢了。

    天亮之前杨安顺的尸体已经放到了劳教分子宿舍的山墙边。起床之后大家都知道杨安顺已经死了。死一个劳教分子“小事一桩”，派两个人挖个坑一埋了事，人命之价值仅此而已。死者的父母妻子连一纸死亡通知书都得不到。

    陈克礼及时去向李队长请示，要求按照穆斯林的传统埋葬杨安顺。李队长说：“你说说，该怎样埋葬？”陈克礼说：“挖坟要挖偏洞，要用三丈六尺白布，还要本队的穆斯林举行葬礼。”李队长一听不耐烦地说：“死了个劳教分子还那么麻烦！”陈克礼说：“请队长在可以办到的情况下按照党的民族政策给予照顾。”李队长头偏向另一边不吭声，停了片刻，他把手一挥说：“你先去，一会儿再说。”性情和善、富于人道情感的蔡干事把陈克礼叫去问了问回族穆斯林的规矩，然后去和李队长商量了一阵，李队长点了点头。李队长把陈克礼叫去说：“你带两个人去挖坟，午饭时候给你白布，然后你领着本队的回族人去举行葬礼，埋葬完了就到工地去劳动。”

    陈克礼和两个穆斯林青年到附近荒地的一处土坎下，沿土坎劈面下挖，到午饭的时候把坟挖好了。吃过午饭蔡干事拿来白布，陈克礼教两个懂教门的人做“克凡”（尸衣），然后一同去裹好埋体。

    下午，13个穆斯林跟着陈克礼把杨安顺的埋体抬到坟地。到了坟地，陈克礼先向大家讲解关于安葬亡人的圣训。他说：“圣训中讲了五种舍希德（烈士），其中有突遭房屋倒塌砸死的穆斯林是舍希德。根据这段圣训推理，杨安顺是突遭爆破炸死的，当属舍希德。舍希德不需要洗尸体，但要行站礼。”接着陈克礼向大家讲关于活人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劳教分子，没有自由去找水做水净，脚下是无水之地只能土净。”他一边讲一边做土净的示范动作，大家都跟他做了土净。然后陈克礼让12人个站成两排，他站在前面朝着埋体的地方，又讲了每一个动作，领着大家站“者拉兹”。把亡人下葬以后，大家在地上坐了一阵，谈了些教法上的问题就去工地劳动。

    杨安顺被炸死以后，干部们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操作起爆器的劳教分子违反了操作规定造成，责任全在这一个人身上。

    杨安顺死了，年仅23岁。他因公死亡也是白死。没有人通知他的父母，更无抚恤可言。那个世道，无法无天，杨安顺因公惨死，他的父母连个死讯都得不到，还能在哪去讨公道呢？

    陈克礼想到杨安顺的父母还在盼望儿子挣钱回去，他们怎能知道他们的儿子已经躺在这远离故乡的荒山坡上了，他们永远也见不到他们的儿子了。由于陈克礼曾经多次代杨安顺写过家信，他记得杨安顺的家庭地址，他就给杨安顺的父母写信报丧，说明杨安顺在修路爆破中死亡的经过。

    陈克礼遭诬告

    陈克礼小组有个叫李宪觉的穆斯林，他出生在一个回族家庭，虽说是穆斯林，但他却在劳教前就不礼拜不封斋。他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分配到陕西某银行工作。他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学作品。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处以劳动教养。

    有一天下午，陈克礼在一棵树下坐着礼拜。李宪觉忽生恶念，他想以诬告陈克礼来“立功”。他向李队长报告，他说：“陈克礼在这里劳动改造还经常做‘乃麻兹’（波斯语：礼拜），这是抗拒改造。”李队长不懂什么叫“乃麻兹”？他要李宪觉解释。李宪觉说：“做乃麻兹就是礼拜，是穆斯林拜真主的功修。”接着他向李队长详细介绍了陈克礼坐在树下礼拜的动作过程。他说：“但凡陈克礼独自坐着，默默地头一点一点，那就是在礼拜，是坚持宗教迷信，是坚持反动立场。”李队长性子躁，嗓门大，他立即把陈克礼叫去，大声地严厉训斥。晚饭后，李队长把全队劳教人员集合起来，宣布说：“陈克礼在劳动改造中还做礼拜，是抗拒思想改造，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表现！”李队长厉声警告说：“如果再发现陈克礼礼拜就要予以严厉打击！”

    全队十几个穆斯林知道李宪觉诬告陈克礼，大家都很鄙视他。李宪觉受到大家的冷眼，感到很孤立，但他不知羞耻地变本加厉继续想靠诬告别人来立功获释。

    有一天，陈克礼和六个人一起去一处劳动，其中有李宪觉。大家边劳动边聊天，有人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评出的十四部长篇小说，有人说了小说的书名，有人说了些书中的主要情节。

    陈克礼插话提到长篇小说《上饶集中营》，说着说着大家又说到别的小说上去了。收工之后，李宪觉就去向蔡干事报告说：“陈克礼在工地上散布反动言论，把劳动教养比作上饶集中营，煽动劳教分子反抗劳动改造。”蔡干事把陈克礼叫去询问，陈克礼说：“这纯属编造谎言，进行诬陷。”蔡干事把在场的几个人隔离，一个一个地进行询问，证明李宪觉报告的话确系谎言诬陷。黄昏时分，蔡干事集合全队讲话，他说：“这里是强制改造你们的地方，李宪觉这个劳教分子受过高等教育，竟然企图以诬陷别人来为自己骗取好处。他向政府干部捏造了陈克礼的反动言论问题，经过调查，陈克礼只讲了一句话，只提到《上饶集中营》这部书名。李宪觉以谎言陷害别人充分证明他的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蔡干事对李宪觉严厉批评之后，命令他写出书面检讨。全队劳教分子对蔡干事处理问题的公正态度感到由衷地高兴。李宪觉受到大家的鄙视。李宪觉人格变形，道德低下，卑鄙龌龊，他以为用诬陷别人就能立功获释。后来，李宪觉反而被延长劳教一年，害人反害己，他后悔莫及。

    大饥荒向劳教分子袭来

    从1959年开始到1961大饥荒席卷全国，失去自由的劳教分子受到更严重的饥饿袭击，所有的干部和家属也在遭受饥饿的折磨。有的劳教分子一有机会就用衣物去和农民交换食物，陈克礼无物可换。那时候，陈克礼唯一的希望是来自甘肃临夏市的教友马志仲的救济。马志仲在自身也处于困苦之中的情况下总是竭尽全力给陈克礼寄食物和用品。

    1960冬天，饥荒已经到了大批饿死人的地步，崔家沟煤矿的修路工程已经结束。陈克礼所在的修路队由冯家渠搬到玉华村暂住，在一块平缓的坡下草地上临时搭起帐篷，修建简易的伙房。伙房房顶用茅草铺盖，四壁用指头粗的灌木条编成笆子，笆子外面糊一层泥。为了缓解劳教分子的饥饿，李队长让劳教分子以小组为行动单位去山沟里采摘野果子。附近山坡上有两种野果：一是山楂，二是土梨。这两种野果吃多了能把牙酸倒，而且很快。又饿了。李队长规定各组采摘的山楂要交到伙房，准备和苞谷面做山楂馍。

    那时候每顿饭，一人发一块蒸得很虚的苞谷面巴巴，只够填塞肚子的一角。饭量大的人饿得失魂落魄，终日心慌不安。那时能吃上半碗豆腐就是一次特大改善。

    陈克礼小组里有个叫闫明的人，他原是某大学的外语讲师，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劳动教养。他是个大肚皮，饭量很大。他说他快饿疯了。他睡的铺位紧挨陈克礼的铺位。

    有一天，伙管干部买了两箱豆腐放在案板上紧挨笆子的地方。闫明往伙房里送山楂的时候，一眼瞅见了放豆腐的位置。他想，只要抠掉笆子外面的泥皮就能偷吃到豆腐。但是笆子外面的泥皮已经上冻了，不易抠掉。闫明饿急了，为了能偷吃到豆腐他做了周密的准备。

    深夜，闫明憋是了一泡尿。他悄悄从被窝里钻出来走到伙房外面靠案板的笆子跟前，对准放豆腐的地方用热尿浇笆子的冻泥，接着用手指抠掉泥块。他先伸进指头去挖豆腐往嘴里塞，然后再用准备好的小饭勺伸进去挖豆腐吃。他把案板上的豆腐挖了几个大缺口，他顾不上抹去嘴角上和手上沾的豆腐渣滓就慌忙往被窝里钻。

    天亮之后，炊事人员一开伙房的门发现豆腐被人偷吃了就大叫：“有人偷吃豆腐啦！”并立即向李队长报告。一些劳教分子出于“饿火”也骂起来。李队长和蔡干事到各组的帐篷里去追查，号召劳教分子们互相检举揭发，追查了一阵。查不出偷吃豆腐的人。李队长灵机一动，把各帐篷的人都赶出去，然后一个铺位一个铺位地仔细察看。结果，在陈克礼和闫明两人之间的床单边上发现了几星儿豆腐渣滓。李队长先把陈克礼叫到办公室去审问，陈克礼断然回答豆腐被偷吃与自己毫不相干。又把闫明叫去审问，闫明也矢口否认。李队长把全队劳教分子集合起来。他对大家讲：“豆腐渣滓是证据，是在陈克礼和闫明两人的铺位之间发现的，偷吃豆腐不是陈克礼就是闫明，也可能是两个合伙偷吃。”李队长叫他俩都站到队列前面来坦白交待。陈克礼不予理睬。闫明也不动。李队长见陈克礼怏怏不睬，就大吼一声：“陈克礼！你出来不出来！”陈克礼依然纹丝不动。李队长大怒，他叫人去拿绳子要把陈克礼捆起来。这时，闫明从队列中站出来对李队长说：“这件事是我一人所为，与陈克礼无关。”李队长命令他面向大家交待。闫明神态坦然，语气诚朴地说：“饥饿迫使我向原始人回归，除了求生的本能之外，我几乎没有别的意识了。昔日的清高、自尊、荣辱感，统统地——”他把手使劲一摆，作出非常痛苦的表情。接着，他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却用自己的名字详细叙述了偷吃豆腐的经过。他说：“闫明这个昔日堂堂的大学讲师，如今他饥而忘羞，他趁夜静用热尿浇化笆子上的冻泥，他先用指头，后用小勺子……就是这样，他仅仅是为了活着。”说着说着他流下了泪。

    闫明只用了几句话就讲完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和他的心情。说完，他就呆若木鸡，双手交叉在腹部，两眼无神地凝视着地面。此时此刻，全队鸦雀无声，两百多个饥肠辘辘的人同情闫明了。陈克礼和一些知识分子的眼眶也湿了。李队长看到全队如此寂静，便扯起嗓子把闫明臭骂一顿，喝令他下去写检讨。

    1961年3月，陈克礼所在的劳教队驻到矿总部附近的一排平房里，由于饥荒还在继续，政府对劳教分子的管理比较宽松了，每天只劳动两三个小时就收工休息。休息的时间多了，知识分子读书的气氛便浓厚起来。大家互相借阅图书，互相交流知识，讨论问题。陈克礼读书的兴趣广泛，思维敏捷，善于速读。一些教外知识分子喜欢和陈克礼讨论伊斯兰文化，讨论伊斯兰教信仰与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提出一系列问题要求陈克礼解释。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很现实。陈克礼对所提问题的解释很精辟，很生动，而且切合实际。他或用科学来加以说明，或用故事来阐发哲理，使听者心悦诚服。

    1961年10月6日，陕西铜川崔家沟煤矿召开首批解除劳教分子大会，省劳改局局长在大会上讲话，宣读了首批解除劳教人员名单。此后就一批一批的释放劳教分子。到了11月25日在解除劳教分子名单上有了陈克礼。

    那天上午，陈克礼接到通知，叫他到办公室去领取解除劳教证。陈克礼到了办公室，一位女干部递给他释放证，教他拿释放证去办理户籍证，领取路费。陈克礼接过释放证一看，上面写着：“……表现良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回乡安置。”看罢，陈克礼随即把释放证退给发证干部。那位女干部愣着眼诧异地问他：“怎么，你不想回家？”陈克礼说：“我本来就没有戴右派分子帽子，释放证为什么要写摘掉右派帽子？”那位干部说：“现在是给你摘掉，你还怕什么？”陈克礼说：“没有戴帽子，摘什么帽子？这是大原则问题，马虎不得，必须澄清。”那位女干部凝视着桌面静了片刻，叫陈克礼下去等待。

    陈克礼回到住处，同类们都来向他道贺自由。他向同类们讲了他退还释放证的经过。一位同类说他太呆板，另一位同类说：“你应该先获得自由，再纠正右派帽子问题，你把释放证一退又不知要等待多久。”陈克礼说：“劳动教养三年多，谁不渴望自由，难道你不知道政治帽子可怕吗？接过释放证以后再跑来跑去要求改正，有钱跑吗？”为了澄清他究竟戴没戴右派分子帽子，陈克礼被多关押了68天，到1962年2月2日，陈克礼被再次叫到办公室去，第二次领到释放证，释放证上去掉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几个字。

    陈克礼领到了解除劳教证、户口登记证和回家的路费之后，才算结束了他三年多劳动改造的岁月。他自由了，他获得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自由。走出办公室，陈克礼走到山坡下的一片黄土地上，作了土净，礼了几拜乃麻子。他静静地坐在地上，呆呆地仰望着灰蒙蒙的“阿斯麻依”（天空），低声念道：“主啊，拜俩（灾难）过去了，还会有拜俩吗？祈求真主慈悯我和我的教胞啊！”此时此刻，陈克礼的慈父之心骤然升腾，他想念自己的两个孩子。三年多了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他还不知道他的两个孩子身在何处？他必须到西安市原关押他和孩子的公安局去询问孩子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