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颍桥镇的清真寺里，陈克礼的笔下生辉，理想开花结果。他的心情像这座古寺一样宁静。

    1952年6月7日，陈克礼接到北京大学教授马坚的来信。这封信划破了他的宁静，这一“赛拜布”（机遇）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马坚教授在信中说：“我介绍你来北大工作，已经取得了本校领导的同意。希望你莫失良机。”

，    当时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正在扩大招生，马坚教授工作重，兼职多，除担任教学工作、教研工作外，还兼有其它工作，十分繁忙，因此亟需一个得力助手，陈克礼是马坚教授物色的理想人物。马坚教授向北大东语系领导推荐陈克礼的时候，把陈克礼的译作和著作送交系领导审阅。系领导同意了陈克礼来北大工作。

    陈克礼接到马坚的信，及时回了信，信中说：“感谢老师推荐，我十分乐意来北大工作。”

    1952年6月14日，陈克礼到北大东语系工作了。第二年春上陈克礼把妻子和儿子迁来北大住在中关村101号。

    陈克礼来北大以后，无论是协助马坚工作，或是兼任教学工作，他都干得很出色，博得了大家的称赞。他来北大工作的头两年是他的顺境时期，工作上得心应手，人际关系和睦融洽。在北京这个东方大都市里，他感受着八方风雨，每日每时都能收揽到大量的信息来丰富自己的智慧。

    他给学生授课，初上大学讲堂就讲得很成功，学生感兴趣，思维很活跃。领导上听取学生的反映，学生们都反映陈老师讲得很精当，要求陈老师继续讲课。他讲阿拉伯语字母表倒数第二个字母（哇乌），在文章中的各种用法，旁征博引，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听得入神。他讲《古兰经》第十八章，五千多字，用一周讲完。学生们反映说：“简直讲活了，对我们很有启发。”

    陈克礼在北大工作的第二年，即1953年，领导上指定他担任本系教师政治学习组长，每周六下午负责组织教师学习政治。

    有一次周六下午，按照学校的政治学习计划安排，学习“唯物辨证法”。陈克礼让大家先阅读统一下发的学习材料，然后进行讨论。按照惯例，讨论结束时主持学习的组长要作归纳总结。陈克礼归纳了大家的发言，作了扼要总结，接着问：“哪位同志有补充？”没人补充便宣布散会。

    从会议室出来，一位回族教师H先生取笑地问陈克礼：“你对学习‘唯物辨证法’的总结发言很精辟。看来你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唯物主义者’了，那么你为什么还要信伊斯兰教？”

    “学好唯物辨证法与信仰伊斯兰教为什么不能并行？”陈克礼微笑着反问。

H先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水火怎么相容？”

    陈克礼：“从整个自然界来看，水火相容是很普遍的，正是水火相容才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繁荣。”

    H先生：“请举例说明。”

    陈克礼：“太阳是火，海洋是水，水与火直接相容产生云雨雪霜，促成地球万物繁荣。锅壶鼎罐把水和火相结合，使人类生活兴旺发达。”

    H先生：“我说水火不相容是指意识形态，在一个人头脑中对立的意识形态是不能相容的。”

    陈克礼：“对立的意识形态在一个人头脑中并存相容也是普遍存在的。”

    H先生：“请举例说明。”

    陈克礼：“希特勒什么神都不信，他是‘唯物主义’者，但他坚信日耳曼人是天生的优等人，犹太人是天生的劣等人，这是‘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意识在希特勒头脑中是相容并存的。以你为例，你能说你的意识是纯一的‘唯物主义’吗？”

    H先生：“这么说，你头脑中两种意识是水火相容的？”

    陈克礼：“我和你一样，两种意识在头脑中并存相容早已是事实。例如，我礼拜时就用头脑中的宗教意识，认主独一。我学唯物辨证法时，我就讲‘唯物主义’语言，用‘唯物主义’思想，学‘唯物主义’理论。”

    H先生：“看来你很善于雄辩！”

    陈克礼：“不，人常说事实胜于雄辩。”

    陈克礼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有时参加接待来访问的外国文化团体，参加学术交流。他写的《从穆罕穆德看伊斯兰教》一书就是在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文化代表团的时候，经介绍被译成乌尔都文的。

    1954年陈克礼翻译了伊拉克诗人卡兹慕·赛马威的长诗《红色信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被《译文》杂志1954年7月号转载。这首诗是卡兹慕1953年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区域和平大会”上朗诵的。全诗162行，内容是歌颂革命，歌颂和平。  1977年卡兹慕应邀来中国工作，当诗人听到他的作品早在1954年就被陈克礼译成汉文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时感到十分喜悦。卡兹慕希望见到他的《红色信笺》阿文稿。陈克礼的学生马忠杰只找到了汉译稿。陈克礼的另一位学生李华英正准备返译成阿拉伯文时，马忠杰又找到了阿文原稿。卡兹慕拿着《红色信笺》的阿文稿和汉译稿，高兴地说：“对陈克礼先生在伊中文化交流中所作的贡献，我由衷地表示敬意。”他接着说：“这首诗我在维也纳写成，在亚太区域和平大会上朗诵后原稿就遗失了。没想到相隔二十四年却在中国找到了。这是我这次来北京的一大意外收获。”卡兹慕很想拜会陈克礼，当他得知陈克礼已经在1970年就被冤杀了，他深表哀惋。

    1980年卡兹慕离开中国的时候，对陈克礼的两位学生说：“我决定出诗集，把《红色信笺》排在首篇，并注文说明由于陈克礼先生汉译了此诗，使这首诗得以在中国广大读者中传诵，以此表示我对陈克礼先生的深切怀念。”

    1956年冬陈克礼翻译了埃及诗人阿里·团塔威的长诗《我们是伊斯兰人》。1957年春陈克礼翻译了巴基斯坦诗人兼哲学家依克巴尔的诗集《驼队的钟声》中的两首《神契》和《控诉》。这三首诗曾投寄《译文》杂志未发表。后被陈克礼在北京的好友吕朝光哈吉收藏。文化大革命中此诗稿转寄给马志仲，保存下来了。

    短暂的黄金时期

    1 951年至1954年是陈克礼一生中的“黄金时期”。1951至1952年仅两年就出版了他的三本书。著作《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译作《回教与社会》和《回教信仰基础》。1952年陈克礼应聘赴北京大学任教。1954年他翻译的《圣训经》上册出版，在中国翻译界他崭露头角，独领风骚。轻松的工作，惬意的环境，和睦的家庭以及事业上的成就，使他踌躇满志，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1953年暑期，陈克礼回家度假，乡亲们对他十分敬重。每遇乡亲，他总是频频点头，含笑道安。

    家乡的穆民青年把他的话看得近乎至理名言。襄城的穆民以本县回族出了个大“尔林”（学者）名牌大学教师而引以为荣。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微笑；他走进清真寺，迎接他的是接连不断的“赛俩目”（道安）。他回到家里，客人盈门，青年人从他那里得到的是热情、关怀和鼓舞，向往他的成功。然而，年仅30岁的陈克礼何曾想到，这种超常的精神生活却是他后来的苦果。

    陈克礼到北大工作的头一年，党组织曾一度把他列入发展党员的对象。一位党员向他透露了这一信息，告诉他：“组织上准备培养你入党，希望你努力争取。”陈克礼生性重感情，他感觉到党组织器重自己是一种温暖，有政治前途。安拉把人造化成感情动物，上级的关怀激起了他感情的涟漪。可是，入党不能信教怎么办？他感觉到一个穆斯林要做到今世和后世两全其美，多难啊！此刻的陈克礼站在人生的三叉路口。按照常人的思想，趁此顺境时机，他可以获得伸手可及的利益，享受到今世之福。然而，他是个表里如一的穆斯林，他不愿隐瞒自己的信仰。

    他看到《古兰经》汉译本已经有了，而完整的汉译《圣训经》还是个空白，他决心担负起填补这个空白的使命。他看到中国伊斯兰教太落后了，太“乌巴里”（可怜）了。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中国的教门太缺乏思想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了。”他胸中燃烧的激情是要为祖国的伊斯兰文化建造一座大厦。然而他却没看到他的祖国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政治时代——阶级斗争时代。阶级斗争是要摧毁任何需要摧毁的东西，宗教自在其列。他也不去想，他的理想与他赖以生存的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在宗教被视为“精神鸦片”的时候，他为之奋斗的却是宗教文化。完全与现实生活的步调相悖，因此，有人说他“背时”，有人说他足个“背时鬼”，他却毫不介意。他只顾沿着他的理想往前走，走……

    陈克礼死后，人们议论他，人们叹念他。有人说他在伊斯兰文化上可称得是一流水平的学者，但在激变的政治风云中他却是一个昏而懵懂的书呆子。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采取隐瞒信仰的办法求得生存呢？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去学习那些活过来的人，将将就就地活下来呢？一位大学教师在陈克礼死后二十周年，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名言说：“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正符合陈克礼的悲剧的必然性。

    陈克礼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第三年，他的顺境开始逆转下滑。1954年2月他翻译的《圣训经》上册出版了，广大穆斯林读者反映热烈，但在北大东语系反映却不尽相同。有人称赞，有人妒嫉，有人侧目而视。为了赶译《圣训经》中、下册，他错误地不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如对学校组织的各种义务劳动（如周末除草、植树等），还有政治宣传活动、庆祝活动等等，他都不去参加，甚至连中宣部部长作政治报告他都不去听。他不顾一切地潜心于翻译经书，使他的思想与现实严重失调。上级批评他“个人主义”、“白专道路”，他无动于衷。连他一向尊敬的老师马坚对他的规劝也听不进。更多地来自周围的批评指责：有人说他翻译经书是“宣传迷信”，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他统统不予理睬。一位回族教师当面说他“脱离群众，不务正业”，他反唇相讥说：“你也是吃油香长大的，难道不是一本《古兰经》把你引上了今日的幸福之路？”

    在这段时间里，陈克礼的失误还在于不善察人意，不注意处好人际关系。在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教师中，绝大多数具有出国留学学历，而年轻的陈克礼虽然不曾出国留学，但却有超群的真才实学，而且成绩卓著。这也给他带来了“副作用”。他只知惜时如金地埋头译书，顾不上与人交流感情，人际关系冷落。一些同事认为他“恃才傲慢，孤芳自赏”，对他侧目而视。对此，他一概看作是“妒心使然”而忽视了必要的人情联系，没有及时消除感情障碍。

    在这段时间里，还发生了一件不祥之事。东语系有一个女学生叫李黛君，经常与陈克礼接近，有时向陈克礼求教，有时利用假日帮助陈克礼洗洗涮涮，往来频繁，日久遂生风波。陈克礼之妻张枝妮来京后醋心骤生，家庭不和日益严重，屡屡发生剧烈争吵。种种沉重的压力对陈克礼产生了强烈刺激。持续而剧烈的心理震荡使陈克礼一度患了精神分裂症，住医院治疗很久才恢复健康。

    陈克礼决定辞职

    陈克礼不愿在北大继续工作下去，他决定辞职。他在写给马志仲的一封信中说：“一心不能二用，现在我翻译经书只能利用晚上时间，时间太少，看来只有辞职才能专心译书。”信中还说：“如今去埃及留学的人没有了，原来留学埃及回国的人虽然不少，但他们都忙于公职，谁还顾得上干教门之事呢？”

    1955年4月中旬，陈克礼向北大领导递交了辞呈，5月领导批准。陈克礼回到襄城心情十分不好，并且与妻子的感情恶化，遂决定离婚。1955年9月经调解无效，法院判决离婚。由于两个孩子幼小，妻子离婚不离家，继续抚养两个孩子，直到改嫁离家，在此期间陈克礼照常供给生活费。此时的陈克礼在处理夫妻矛盾冲突问题上陷入了庸俗的感情境地，未能做出恰当的解决。

    离婚后，陈克礼又回到北京，住在海淀区清真寺译书。

    当时，担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务长的杨永昌是陈克礼的同窗好友，他很希望陈克礼来经学院任教。当时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正需要陈克礼这样高水准的教师。征得陈克礼同意，杨永昌即向领导推荐聘请陈克礼来经学院任教。1956年2月，陈克礼受聘来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

    陈克礼到经学院后，先住在经学院里面，后来在离经学院不远的牛街五条6号院内租了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居住。

    陈克礼来经学院所任的课目是：讲授教义学、法理学、《古兰经》经注学等基础理论课，并兼任翻译指导课。基础理论课内容抽象、含义深奥，以往的任课老师觉得不好讲，学生也感到不好学。陈克礼认为教授基础理论课要着力培训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而抽象思维必须以丰富的形象思维为基础。因此，他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智力基础认真备课。授课时旁征博引，恰当地引用具体事物作形象性比喻，使学生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易懂，学生听得兴致勃勃，思维活跃，教学效果很好。

    陈克礼疼爱学生，学生把他视为知己，常常把心里话告诉他，请他指导。尽管他惜时如金，但只要学生来找他，他便和学生促膝谈心。在他居住的那间简陋的房子里来客频繁，除了学生，还有阿訇、乡老和老朋友。有个学生说：“陈老师，你这房间的陈设太简陋了。”他诙谐地说：“这叫标准的无产阶级。”接着他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他说：“我这里有一个精神花园，别人是享受不了的。”

    刘建勋阿訇读了苏联人写的《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与宗教传说》一书，发现该书对伊斯兰教多有中伤之词。刘阿訇写了篇批驳文章让回族青年张景尘拿给陈克礼请他修改。陈克礼及时作了修改。

    有一天陈克礼翻箱晾晒衣服，翻出了他结婚时穿的那件棕色花缎长袍。他望着长袍忽发奇趣，一时产生了戏剧心理，便穿上了那件花缎长袍。当他来到教室，学生们都望着他发笑时，他说：“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用手指划着自己的胸前说：“这叫做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含。”学生们哄然而笑。他又说：“旧事物经过时光的流洗，一朝再现，又会使人生产新鲜感，我穿上这件旧式长袍，想借此来丰富一下你们对社会历史的形象思维。”

    当年陈克礼的学生如今有些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界、教育界和宗教界的骨干力量，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他们回忆起陈克礼老师的教诲时，无不深表怀念之情。

    陈克礼的学生，现任《中国画报》社阿拉伯文编译室主任、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外联部主任李华英回忆说：那年，我不想学习阿拉伯语了，想找个工作另谋人生之道。我向陈克礼老师倾吐了这一想法。陈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好不容易走上了阿语之路，突然转过身去，半途而废，无论你去干工、干农、干商，或者干别的，都得从头学起。见异思迁，终究一事无成。我看你应该踏着阿语之路极力向前走去，殚精竭虑于一途为自己创造高价值的人生。”李华英说：“那是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一次决定性的谈话。”

    陈克礼在伊斯兰经学院讲授经学课，自然易于抒发宗教感情。他认为既然是伊斯兰教经学院，就应该为伊斯兰教培养后继人才；既然让自己教授经学课，自己就要把经学课教好。有一天一位学生对陈克礼说：“现在信教的人日益减少，宗教已经出现江河日下之势，我们学习经学知识有何用？”陈克礼说：“六亿五千万中国人信教不信教就靠你们这一代人了。”他认为这话毫无错误，而有人则认为他这话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宣传，是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有人说他是“宗教狂”，暗中把他的话收集起来向上级报告了。他却还蒙在鼓里。

    有一次，他给学生上翻译练习课，他写了一段话让学生练习翻译：

    自汉唐以来，中国人曾以宽阔的胸怀拥抱了来自印度、阿拉伯及至地中海沿岸的各种文明，从而创造了中国高度的政治文明和物质财富，使中国这颗东方明珠更加璀璨，为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六亿五仟万人民需要输入伊斯兰血液，  以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步入更高的文明社会。

    学生马忠杰对这段话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说：“请陈老师把这段话中的‘伊斯兰血液’改成‘革命血液’。”陈克礼说：“不要抠字眼。”马忠杰说：“请陈老师考虑现在兴用什么词儿。”陈克礼又说：“这是翻译练习课，你只管练习吧！”

    有一天，在办公室里，一位教师在看报纸。当这位教师读报读到兴会处，对另一教师说：“你听这句话。”他高声念道：“宗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念罢又说：“宗教思想和宗教功修与大力发展生产力存在着尖锐矛盾。”陈克礼一听立即反驳说：“你这种说法把真主的大能放到哪里去了，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灵感是通过虔诚的功修默默降临大脑而产生重大科学成果，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那位教师当时没有和陈克礼争执，其后就给陈克礼戴上了“宗教狂热分子”帽子。

    陈克礼的好友杨永昌曾提醒他，要注意党对教师的政治要求，提醒他把握住“在教言教”的政策界限，并对此批评他说话太“口敞”了，要求他多检点。他对老朋友的批评、警告表示理解，但为时已晚了。此时的陈克礼一如十多年前的陈克礼，他的思维惯性依然在原有的轨迹上运行。他只着眼于发展伊斯兰文化，传播伊斯兰思想，他心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伊斯兰感情，对于萦绕于耳的政治警告，他感觉迟钝，心中没有荡起一丝涟漪。

    “反右运动”开始，陈克礼已经被圈定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了。

    1957年夏，北京各大学都在开展“反右斗争”，伊斯兰教经学院这个穆斯林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例外，只是开展批判斗争的时间稍后一些。

    9月中旬的一天，陈克礼去上班，他走进经学院看到墙上贴了几张大字报，指名道姓批判他，而且措词尖锐。他边看边冷笑。教师S说：“你不要冷笑，你说的反动话不少，这只是个开始。”陈克礼仍冷笑着望了他一眼没有答理他，继续看大字报。教师S又说：“大字报上说你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说得不过分吧！”“在伊斯兰教经学院讲伊斯兰教就叫宗教狂热吗？”陈克礼反问。一位曾留学艾大的教师插嘴说：“陈克礼，前不久你还说‘鸣放鸣放，蛤蟆闹坑’你说这话是攻击谁？你必须交待清楚！”陈克礼立即将他一军，望着他说：“你要我交待清楚，你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交待清楚了没有？（那时只要一提与国民党有瓜葛的问题就使人产生谈虎色变之感）”。有个学生在一旁对陈克礼大声喊：“你不要嘴硬，我们还要开大会批判你，你等着瞧！”几个人在那里七嘴八舌辩论了一阵。

    党委决定开大会批判陈克礼，事前做好了发动群众的工作。陈克礼知道要批判自己，也有思想准备。

    1957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9时，批陈大会已经准备好了，主持会的党委书记派一个学生去陈克礼住处叫他来开会。那个学生去请陈克礼，陈克礼说：“你先去。”等了一阵，陈克礼不来。书记又派教务长杨永昌去叫陈克礼。杨永昌对陈克礼说：“书记点我来请你，因为你是我介绍来的。你就去会上接受批判，作检讨，千万不可硬顶。跟我走，去参加会！”陈克礼进入会场坐到了给他指定的座位上，喊声突起：“彻底批判陈克礼的右派言论！”、“坚决与陈克礼划清界线！”、“不承认错误，就严厉打击！”书记宣布开会，他说：“陈克礼一贯坚持右派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放右派言论。今天大家对他的一系列右派言论要进行批判，如果陈克礼不认错，坚持反动立场，就要予以严厉打击。”书记讲完话，事先作了准备的人相继发言。

    开完会，陈克礼回到住处卷起铺盖就走了

    第二天，经学院准备继续批判陈克礼，派人去找他，得知他已经离京回家了。批判会改为缺席批判。缺席批判陈克礼的会在经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中分别进行。

    在学生中第一次召开的批判陈克礼大会开得不顺利，会上出现了意外。

    那天，由一位学生主持开会。主持人宣布开会以后，事先作了准备的学生相继发言。一位学生在发言中说：“陈克礼是个骗子，不是个学者，大家要识破他……”批陈会正在按规定的方式进行，有个叫杨棠的学生举手要求发言。杨棠说：“你们说陈老师是骗子，不是学者，我不同意。既然是骗子就应该说明他骗了什么？在哪行骗？要有证据。”未等他说完就有人喊道：“杨棠，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你是在为骗子辩护！”杨棠说：“我是在辩护，我是义务辩护律师！”会场上出现了争吵。会场主持人为了防止混乱，使批陈大会按原计划进行，他要求大家不要分散火力，要继续针对陈克礼进行批判。

    杨棠因为发了越轨的言，后来受到了批判，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鉴于他“年青幼稚”平时少言寡语，不违反校纪，所以给他的处分是开除学籍，留校察看、监督劳动，每天打扫厕所，扫院落。

    教师们举行的缺席批判陈克礼大会开得很顺利。批判陈克礼的会只开了三次就算了，领导人在作结束发言后没有宣布给陈克礼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陈克礼走后，杨永昌受到了株连。尽管他一没有“煽风点火”，二没有写“毒草文章”，三没有对“反右运动”提任何意见，但是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却给他戴上了。罪名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理由仅仅是他介绍陈克礼来经学院任教。

    陈克礼离开经学院，从北京回到了河南襄城县家里

    人常言“树大招风”，像他那样有点名气的人回到了家乡，邻里熟人见了都要热情地打招呼，问寒问暖。如今是遇难归乡，他怕露面。他在城外下了汽车等到天黑才回家。回到家里他深居简出，极力不去外面走动。他知道这种隐居生活不可能持久下去，他担心经学院来家跟踪追究抓他。他想寻求避祸栖身之地，然而，往哪儿去呢？

    夜深了，秋风中月亮已上中天，他独自在院子里踱步。面对变幻莫测的风云，他思绪纵横，感到愁肠满腹。回到灯下，他想把心里的话向挚友黄万钧诉说诉说。于是，他给远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黄万钧写了一封信倾诉了难尽的衷肠，信末附了《望月》一诗：

望  月

柴扉紧闭居陋房，

孤灯独影依寒窗。

异乡望月思故乡，

回乡望月苦断肠。

    陈克礼回家后，两个孩子幼小，妻子已离婚而去。柴米油盐生活之事都得自己干，躲不过人们的眼目。他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就有人在调查他的情况了。他不能在家继续下去，被迫领着两个孩子离家出走，陷入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

    流浪

    起初，他走到哪里，只要有清真寺，他都可以到清真寺里去住宿。只要他亮出自己的姓名就会受到阿訇和社头们的热情接待，还会得到资助路费。随着政治斗争形势急剧发展，宗教界也要开展阶级斗争，清真寺要关闭、要被没收。陈克礼不能再去清真寺了。他和两个孩子不得不常常在车站、码头过夜。

    由于各地农民源源不断流入城市谋生，车站、码头以及城市的其他角落都有流浪农民，造成城市社会秩序混乱。政府机关把这些流浪的农民叫“盲流分子”（即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公安机关加强对车站、码头上无证人员的检查，把“盲流分子”都抓到政府专设的收容站去。陈克礼因为无证件，几次都险些被抓进收容站。由于他外表不像盲流分子，凭他的能言善辩，几次都说脱了。

    有一次，他和两个孩子在火车站的一处边角睡着了，他脚上穿的皮鞋被身边的“盲流分子”脱走了。他一觉醒来脚上没鞋了，他只好光着脚板去买鞋。

    有一次他和俩孩子走在路上，俩孩子饿得哭，没办法，路旁是菜地，他向菜农要了两个笋瓜，父子三人生吃了。

    在流浪生活中，有苦、有险，也有意想不到的乐。在陈克礼的女儿的记忆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

    那天，太阳红红的，天气热了，陈克礼领着俩孩子向着河边走去，想给孩子洗洗。河岸是长长的一大片砂石滩。父子三人到了河边，8岁的儿子脱了衣裤就跳下水去。5岁的女儿在河边洗脸洗脚。陈克礼洗了洗腿脚，站起来。他愁肠满腹地环顾四野，没有钱，又不知下一步该往哪走呀！举目望望苍茫的天际，俯首看看东流的河水，他悲哀地念道：“主啊，在这无边的大地上，我和我的儿女却没有一处生存之地呀！”他的泪水潸然而下。忽然，女儿看见远处有个白色的东西在水边轻轻飘动，她突然一声尖叫，小手一指“鱼！”陈克礼拧头定睛一看，是一条大鲤鱼翻倒身体，亮着白肚皮，漂在水边一个大石头旁，腮片一张一合地喘息着。陈克礼惊喜地念了声“艾尼哈姆都领俩希（感赞真主！）”，他撒腿疾奔而去，跳下水一把扣住鱼腮拖上岸来。女儿和儿子也赶来了。陈克礼满脸欣喜地说：“这真是安拉的特慈，绝处逢生啊！”他想把鱼拿到市场去卖，但他一无刀二无秤，而且人地两生。他凝神思索了一下，决定把鱼拿到机关或工厂的大伙房去出售，他对孩子说：“走！”便提着沉甸甸的大鲤鱼向工厂区走去。

    在一个工厂外面遇到了一位善良的老工人，陈克礼向这位老工人低声说了几句，他指着孩子说：“孩子们一天没吃饭，请帮忙把这条鱼卖给你们工厂的食堂。”这位好心肠工人望了望俩孩子，热心地说：“跟我来！”他们一起进了工厂直奔伙管室。老工人进伙管室去向伙管干部说了几句，又指着窗外站着的两个孩子，接着向陈克礼招了招手让他进去。伙管干部拿来秤，对陈克礼说：“按市场价格，我不会亏你，没有发票可以写个售货条子。”伙管干部把鱼挂在秤上提起来对陈克礼说：“你看秤，十九斤四两，给你算十九斤半。”陈克礼满意地点了点头，卖鱼顺利成交。陈克礼和老工人一同步出工厂，他向老工人表示感谢。老工人说：“这条河里常常有人用土办法炸鱼，鱼被炸伤或者震昏了往往要在水下流很远才漂上水面死去。你今天走运，捞到一条大的。”

    陈克礼想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

    陈克礼带着孩子到了北京。他到朋友吕朝光家，吕朝光告诉他，庞士谦阿訇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给庞阿訇所定的罪名中有一条是：“曾经积极支持帮助陈克礼出版大毒草《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陈克礼为庞老师因支持出版自己的著作而受到连累痛心地落了泪。他想去看望庞老师，吕朝光说：“这么紧张的形势你去看望庞老师只会遭到不幸。”吕朝光沉思了一会儿对陈克礼说：“你得赶快离开北京，抓住你就是‘拜俩’（灾难）！”

    陈克礼领着孩子离开了北京，他为自己未能向庞士谦老师道最后一次“赛俩目”而抱憾终生。他离开北京之后到陕西就落难了；他落难后不久庞士谦阿訇就归真了（去世）。

    陈克礼从北京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当时黄万钧在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工作，陈克礼没有去民政局找黄万钧，他先去清真大寺。他进寺一问，听说该寺阿訇是苏文通。苏文通是陈克礼在陇东师范阿专班的同学。久别后的同学相见格外亲切。苏文通告诉陈克礼，已经给黄万钧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每天干拉车送煤的活。你在煤厂外面的路上就能见到他。

    下午，陈克礼在煤厂外面的路上看见黄万钧拉车来了，难友相见，黄万钧直言：“我已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监督劳动，工资降一级。”陈克礼把庞士谦挨斗的情况告诉了黄万钧。黄万钧说：“这里很快就要搞宗教改革，民政、统战和公安机关正在作战前准备，你赶快走。”黄万钧给了陈克礼几元钱叫他明天就走。

    苏文通阿訇还没有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他不知道对宗教的一次毁灭性打击已迫在眉睫。宵礼下来，苏文通对陈克礼说：“明天主麻儿日，你准备讲个卧尔兹吧！”

    第二天中午黄万钧从民政局得到消息：由民政、统战、公安联合组成的工作组，主麻日分派去各清真寺礼主麻儿。实际是监视穆民的主麻活动。搜集阿訇、社头的“反动言论”作为开展斗争的依据。黄万钧将此消息告诉苏文通阿訇，并催促陈克礼快走。一位社头进来对陈克礼说：“你不要露面，你一露面就有人去向公安机关报告。”说着他望了望窗外，作了个手势要陈克礼快走！陈克礼领着两个孩子匆匆离开了呼和浩特。

陈克礼的流浪生活不能继续下去了，在他面前已是山穷水尽，他感到走投无路。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之后，他决定到西北穆斯林聚居区去寻求栖身之地——到青海省或甘肃省的某个清真寺去当寺师傅，两个孩子谁家领养就给谁家。

1958年9月，他和孩子回到家里迅速卖了仅有的一些家具，随即又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家乡。望着灰蒙蒙的地平线，怀着阴沉沉的心情，向着迷茫的大西北，他默默地，默默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