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42∶38)

伊斯兰民主衰落原因之探讨

在研讨伊斯兰民主衰落原因之前，完全有必要回顾一下这种民主的历史传统及政治实践。如果没有伟大的伊斯兰教的指引和规范，没有真主的怜悯和引导，阿拉伯民族的原始文化属于世界上最野蛮、最落后、最粗糙和最不值得一提的那种文化之列。这种文化崇尚暴力主义、专制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流行偶像崇拜、男尊女卑、血亲复仇、怨怨相报的恶劣习俗。事实上，至今仍然能看到这种传统和文化垃圾的某种残留。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揭开石油文化的面纱，在虚假物质繁荣的背后，看到的仍然是阿拉伯原始民族文化的本色和内在发展轨迹时，我们发现它既没有创造出发达的工业文明，也没有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样没有创造出优良的社会政治制度，我们所看到的只是部落酋长、暴发户以及国王们从垄断和输出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原始交易的财富积累中堆积起来的金元宝殿。如果金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马上烧毁全世界所有的图书馆、实验室和礼拜堂。

当我们亲眼目睹西方“卡菲尔”（KAFIR）大国的军队从这些沙漠化、助纣为虐的穆斯林国家所提供的军事基地出发去残杀邻国的穆斯林兄弟时；当这些穆斯林国家昏庸腐化、自私自利的国王与西方卡菲尔国家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制裁”别的穆斯林国家从而导致无数儿童丧生于疾病和饥饿时；当这些腐败无能的国王养尊处优、贪图享乐而置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穆斯林人民的尊严以及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占领于不顾，以致国家被外国列强任意欺凌时；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了。这些由令人恶心的美元所滋养的肮脏的物质福利以及穆斯林兄弟的鲜血所浇灌的虚假繁荣还能支撑多久呢？难道后世的火狱和酷刑还不足以使昏聩的酋长和愚昧的国王们警醒吗？如果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而对眼前的境况不是发自内心的厌恶，那么他不是精神分裂，就是受虐狂和叛教者。当伊朗和阿富汗的世袭国王们狼狈出逃，旧政权土崩瓦解，而真正的“乌玛”（UMMAH）接管国家政权时，民心的向背已经昭然若揭了。

尤其是在政治领域，阿拉伯民族从非伊斯兰的传统酋长体制发展出一种目前世界上最原始、最无能、最腐败、最低效、最缺乏良知的君主专制政体——即使抛开价值判断，作为君主政体而言，它也不能算是一种成熟、发达、优良、完善的君主政体。令人恶心的是，这种政体在中东过于流行，以致于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们误认为这是因为那里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的缘故。与此同时，那些推翻了君主制的穆斯林国家纷纷建立西方式世俗政体，宣布伊斯兰退出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将其压缩到个人生活领域。土耳其首任总统凯末尔近乎疯狂地实行政教分离和世俗化，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所谓“政治里没有宗教，宗教里没有政治”，这又是何等的荒谬和错误呢？如果说非穆斯林由于过多的偏见、成见和无知蒙蔽了个人的心灵而无法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话，难道穆斯林不能觉悟吗？事实证明西化、世俗化以及以西化和世俗化为目的的所谓“现代化”都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人们离信仰和主越远，他们就离灾难和魔鬼越近。

在神圣的《古兰经》里，渗透着一种浓厚的民主价值取向和激进的革命精神。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一个国家的政体来判断一个民族的政治在国家层次上是否遵循伊斯兰的原则。形式来自于原则，好的形式不能强加于坏的原则，正如坏的形式不能强加于好的原则一样；任何一种政体如果它的形式是坏的，那么它的原则也一定是坏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非伊斯兰的政体，那么，这种政体要么来源于民族的劣根性，要么来源于对别人的拙劣模仿，要么是二者的胡乱杂交。

其次，安拉在《古兰经》中明确指示先知穆罕默德*坚持民主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原则。“只因为从真主发出的慈恩，你温和地对待他们；假若你是粗暴的，是残酷的，那末，他们必定离你而分散；故你当恕饶他们，当为他们向主求饶，当与他们商议公事；你既决计行事，就当信托真主。真主的确喜爱信托他的人。”（3∶159）
再次，代议制政府也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合法依据。“真主的确命令你们把一切受信托的事物交给应受的人，真主又命令你们替众人判决的时候要秉公判决。”（4∶58）“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4∶59）上述经文不仅证明了代议制的合法性，而且规定了在民主体制下民选官员的行为准则以及公民的法定权利和义务。

反过来必须指出，只有那些适于托付大众利益的政府及个人才应受信托并被授予相应的权力，只有那些按照真主法律行事的主事人才有执政的资格。否则，人民一定是失去了起码的理智，授权并服从一个违背真主法度的罪人或者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疯子，以致把自己所有的自由和幸福寄托在一个不安全和不可靠的地方。为了有效控制授权的风险，一条公认的法则是：给予权力的人有权收回权力。伊斯兰历来主张在政府官员的甄别、遴选和征擢方面，要选贤任能，而且授权本身就是一项双方必须同时遵守的契约。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明确指出：“不论何人，只要他将一项公务的职位交托给一个并不是他那社会中最优秀最适当的人选，则他就已经辜负，甚至可以说是背弃了安拉与他的使者对他的信托，同时也背弃了穆斯林弟兄。”可见，政府对安拉、政府对大众具有着双重的契约关系。

伊斯兰宪政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从先知*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延续到四大哈里发时代。必须指出，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执政与普通穆斯林执政具有本质差异。因为使者直接受到安拉的委派和指引，不仅履行神圣立法的职责，而且掌握国家各项大权；又因为当时的国家规模不大、人口不多，适于施行直接民主。历史证明穆罕默德*的确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和高尚美德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拥有巨大权力而不滥用；而且他决不凭借本人特殊身份自居于神的地位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表明，先知*的确是一个畏主守法、坚持宪政民主的典范。“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宰，故谁希望与他的主相会，就叫谁力行善功，叫谁不要以任何物与他的主受同样的崇拜。’”（18∶110）

除了信仰和立法方面的事情之外，穆罕默德*总是乐于进行民主协商。在白德尔战役，他曾同大家协商战俘问题；在伍侯德战役，他同大家协商策略问题并且采纳了多数派的意见；在壕堑之战中，他同大家商议战术问题；光复麦加之后，他同大众协商政务……总之，协商的内容相当广泛并且不乏重大决策。穆罕默德*也有一种可贵的民本思想。他说：“人民的领袖，就是大众的公仆。”

到了四大哈里发时代，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真主不再派遣使者，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圣人。第二，国家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而且人口结构趋于多元化，已经不便于施行直接民主。于是，间接民主、选举制和代议制便成为必要的结构性安排。第三，领导人的权力应该而且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像先知*那样拥有巨大权力而不滥用。第四，随着先知*的归真神圣立法活动随即结束并且永远终止，先知*已经承奉主命完成了一切必要的宣教和立宪活动。后人所做的只是推行神圣宪政，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适时进行世俗的“立法”活动而已。第五，上述情况表明，伊斯兰的政体在先知*之后应该而且必须发生重大变化。毫无疑问，没有先知，就不能再推行只有先知才能维持的政体。这种变革符合真主的命令、信仰的要求、神法的价值原则、“圣训”的本质精神以及穆斯林大众的根本利益。所以，现今中东流行的君主制政体是一种貌似合法而实际非法的政体。事实业已证明这种落后和愚昧的政体不仅没有遵循真主的命令和先知*的遗训，而且也没有维护穆斯林大众的利益或者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大哈里发都是由麦地那公社通过协商而选举产生，他们执政的合法性前提就是继承先知*的神圣使命，继续推行神圣宪政。这种选举制度与早期全体公社成员的直接参政有一定区别，因为已经实行了选举协商委员会制度，这种制度为直接民主过渡到间接民主架起了一座桥梁，解决了伊斯兰民主的重大课题。四大哈里发都要首先正式宣布自己服从安拉，然后才有资格要求民众服从他们。首任哈里发艾卜 &＃8226； 伯克尔（西历632-634年在位）在就职演说中宣布：“我服从安拉一天，你们可以服从我一天；一旦我违背安拉，你们就不要服从我。”他本人在任职初期，仍然继续经营商业以维持个人及家庭生计，后来由于政务繁忙才决定改由国库负担其薪给，他甚至把妻子买零食的积蓄作为多余的财产而充公。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西历634-644年在位）继承了这种宪政、民主和廉政传统，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诸位同胞！你们谁发现我的错误，就应该纠正我。”这时有一位穆斯林马上说：“指安拉盟誓：假设我们发现你有错误，我们必用利剑来纠正你！”欧麦尔说：“赞颂安拉，他给穆斯林大众创造了用利剑纠正欧麦尔的人。”
吉|按尤布医生 12:13:06
欧麦尔本人生活简朴，关心民众疾苦，在位期间政治相当清明。他在晨礼领拜时遇刺，临终前安排了下一任哈里发的选举工作，并且明确指示不准选他的儿子为继任人。欧麦尔的继任者奥斯曼（西历644-656年在位）同样在就职演说中向穆斯林大众约定：“我的命令，是以你们的命令为依从的。”奥斯曼以温和敦厚和信仰虔诚而著称，这种美德恰恰符合宪政民主的要求。当叛乱分子前来刺杀哈里发并围困其住宅时，奥斯曼镇定自若，诵经赞主，拒绝军队救援，保卫他的只有几个亲属和侍从，最后终于以身殉职。最后一任正统哈里发阿里（西历656-661年在位）不仅礼贤下士，从善如流，而且谦虚谨慎，乐于听取不同意见。更重要的是，他忠诚于民主和宪政体制，尽管前三次均未当选哈里发，但是他宽宏大量，豁达大度，依法服从当选者，从未有所图谋，直到机会来临，众望所归，才从容继位。直到他遇刺，他都没有在继任者问题上作出违背主法原则和程序的安排。

由此可见，伟大的领袖人物与民主和宪政非但互不矛盾，而且相得益彰。事实上，没有什么政体比民主政体更需要伟大的领袖；因为只有伟人才能作到大权在握而不滥用，地位显赫而服从法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并且当民主政体显示出削弱权威的天然倾向时，领袖人物能够凭借其人格魅力以及更高水平的见解在法制的范围内去遏制这种倾向，从而达到有益的平衡，以便为民主社会提供足够的凝聚力、反省时间、自控能力、发展动力以及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公仆领导之下，伊斯兰国家逐步走向强盛，终于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国。难道伊斯兰推崇专制主义君主制吗？我们在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中见过这样真心拥护民主和宪政的君王吗？所以，正是伊斯兰信仰的弱化导致了世俗民族文化中君主专制主义的抬头，也正是后者导致了巨大的政治灾难和整个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性衰败。今天的穆斯林怎样去恢复往日的荣耀呢？

有证据表明，先知*是鼓励法官和执政者的理性思维和推理的。据传述：穆罕默德圣人*派穆俄兹去也门当省长，穆圣*说：“你凭什么判断？”他说：“凭天经。”穆圣*说：“天经没有规定呢？”他说：“凭圣训。”穆圣*说：“圣训没有规定呢？”他说：“凭个人见解。”穆圣*说：“感谢真主，赐主的使者的使者以特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