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语言是回族人共同使用的语言，它是我国汉语发展史上绽放出来的一朵绚烂的奇葩。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和其他民族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和谐发展。回族在生存和发展中选择了使用汉语。历史学家认为，共同选择汉语，是回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回族选择使用汉语的同时，还在汉语中融入了自己先民的语言成分，保留了不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汇，创造了经堂语、小儿锦、东干文等特色语言、文字。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而且使自己的语言具有了许多鲜明的特点和风格。回族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着一段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的。

回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早在公元七世纪（唐代），回族的先民从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处，骑着骆驼，驾着云帆，手执香料和珠宝进入中华大地。当时他们所操的语言非常复杂，有的讲阿拉伯语，有的讲波斯语，有的讲突厥语，也有的讲菲律语（即南亚语）。这些从异域东来的穆斯林用汉族人所不能理解的“殊音”来“念礼斋课”。他们所到之处与当地群众进行商业贸易，经济往来，双方利用语言交流的时候，必须依靠“舌人”（翻译）的帮助。大约到了元末明初，一些生长在中国境内的“土生蕃客”中的上层人士开始学习和使用汉语，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穆民仍然在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据历史记载，明代的“四夷馆”和“会同馆”内还特地设有“回回馆”，同时，朝廷还设置了“回回国子监”、“回回国子学”等专门研究阿拉伯和波斯语言文字的机构。回族集中居住的回坊还通行阿拉伯文和汉文对照的公文与门牌。
汉语被回族所借用，为广大回族人普遍使用，大约开始于明清之际。由唐宋到元明清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回族学习和使用汉语，是由于政治、经济、宗教、居住分散、与汉族通婚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国明代后期至清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对外实行封闭政策，对内实行强制性汉化政策。特别是对于回族更为严厉，内部不许通婚，不准启用回族姓氏，强迫回族迁徙，与汉族杂居等，回族语言自然也受到限制，以致逐渐衰落。从回族自身来说，日益扩大的商业贸易，频繁的社会生活交往，也需要他们运用汉语来进行交际，因而使用汉语的回族人日渐增多。这个时期回族在语言使用上出现过一个双语混用和转化的阶段。回民一般在家里和回族聚居区域内部使用传统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回族区域以外、公共场所使用汉语。后来说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机会少了，讲汉语的机会多了，便逐步发展到大多数回族不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地步，最后过渡到以汉语作为回族自己的民族共同语。据泉州《丁氏族谱》所记，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年），大多数回族人已经看不懂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清净寺碑记里也说，《古兰经》未经汉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到清代的《清稗类抄》更有回族“衣服语言，皆与汉同”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回族除海南岛三亚羊栏区回辉乡和回新乡的四千三百多回族人在讲汉语海南话和广州话的同时，还保留有本民族的语言“回辉语”外，其他回族在社会交际和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汉语，把汉语作为回族的民族共同语和母语。
回族虽然将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但他们原来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语言仍然活跃在他们的宗教事务和信仰之中，一些宗教职业者或经学院里的学生仍然在相沿传习，广大穆斯林在聚礼和会礼等宗教活动中仍然在聆听或者诵读。更重要的是回族在接受和使用汉语的时候，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他们在积极、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语言体系的同时，保留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某些语言成分、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在二者之间进行了优化组合和创新，再加上他们的民族心理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以及天方异域的特殊情结，便构成了风格浓郁的回族语言。

回族语言的特点

回族所使用的汉语是有很多特点的。我们认真地考察和归纳一下，主要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入乡随俗，随地就音。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回族比较分散，不太集中。回族人口分布地域广，几乎遍布在全国各地。古来有“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大约在明代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根据这种分布格局和特点，回族使用汉语是入乡随俗，随地就音，即居住在哪里的回民就使用哪里的汉语方言。正如回族谚语中所说“哪里的回回说哪里的话，哪里的回回唱哪里的歌”。宁夏的回族操宁夏话的口音，陕西的回族操陕西话的口音，甘肃的回族操甘肃话的口音。回族语言内部也和汉语一样，有着不同方言的区别，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等，其中讲北方方言的最多，大约占到回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北方方言里讲西北支方言的回族人占了全国回族人口的一半。地处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回族集中分布的地区，这里的回族主要讲西北方言里的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回族散居在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也同样操着各个地区的汉语方言。同样是回族，或者南腔，或者北调，内部通话与汉族人一样不易听懂。这是一道独特、亮丽的语言风景线。我们可以这样说，回族语言具有多方言的性质。它的词汇、语法、语音、语调等都是多姿多彩的。我们如果要了解和认识回族语言的全貌，就得像普查全国汉语方言那样，选取二三十个回族语言代表点进行实地调查，写出每个地方的语言调查报告，然后加以综合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一个全面、科学的结论。这是一项巨大的语言调查研究工程，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应当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这项研究是有很大学术价值的。
二、阿拉伯语、波斯语语言成分的保留。回族在接受汉语，使用汉语作为自己民族的共同语的同时，保留了不少自己原有语言的成分，即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语言成分。这不仅是出于回族宗教信仰的需要，而且也是回族生活习俗和民族感情在异域他乡的表露。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只有两样东西根深蒂固，一脉相传：一个是遗传代码，一个是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语言成分在汉语中的保留表现在回族语言的各个层面上，诸如语音、词汇、语法等，尤其是语音和词汇上。
回族语言中保留下来的阿拉伯词语有安拉（真主）、阿丹（《古兰经》中记载的人类始祖）、哈里发（代理人、继承人）、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者）、尔林（学者、学问）等；回族语言中保留下来的波斯语有胡大（真主，与安拉同义）、阿訇（穆斯林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满拉（通晓宗教知识的人，也用来称呼在清真寺里念经的学生）等。这些词语以前被人们称为“外来借词”，其实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历史主义的。回族在语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继承和保留下来的自己先民语言中的词语怎么能称之为“外来”和“借词”呢?我想这种认识是不妥的。
三、语音方面，回族语音和汉语的最大区别是有回腔和汉腔的分别。在国内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是回汉杂居的地方，通常都能通过语言的腔调区分出他们是回族还是汉族。一般来讲，在回回腔里儿化韵比汉语的更多。回腔里的“er”音位在作儿化韵的时候，读卷舌音［?r］，在单独使用或作辅音拼写外来词语时发舌尖中浊颤音［r］。这主要是回族在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时，一般都力图尽量保存这些词语原有的发音方式造成的。属于闪含语系闪语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里都有这个音，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保留在回族语言里了。同时回族话里把汉语韵母中的后鼻音多读做前鼻音。如把“耕”读做“根”，把“英”读做“因”，把“东”读做“敦”等。据有关研究成果介绍，这也是一种阿拉伯语、波斯语读音在我国回族话中的残留现象。据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里只有前鼻尾音而根本没有后鼻尾音，所以大多数回族在借用汉语的时候，往往将汉语的后鼻音一律读做前鼻音，这无疑是他们在借用汉语时保留了自己原有的发音习惯。当然回腔和汉腔的区别远不止于此。

回族语言对词汇的创新

回族话除了在自己的语言中保留了为数不少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词语以外，还充分运用各种造词方法和构词手段创造出了不少新词、经堂语以及由不同语言语素搭配而成的词组。其中，经堂语最富有特色。
一、回族创造的新词。回族创造的新词，据杨占武先生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独造。回族人在使用汉语表达思想、交流感情时，遇到言不尽意的情况时，往往另起炉灶，独创出一种新词。这种新词，是用汉语的语素材料构成的，它有独特的语意内涵，但不见于普通汉语的词汇体系中。如“托靠”一词是依赖、仰仗的意思，但只限于对唯一的真主使用。“举意”表示要从事某项活动的心愿，并祈求真主接受或回赐。二是取意。回族话中有一类词，意义和汉语有联系，但词义或扩大，或缩小，或转移，与原来的词义已经有了差别，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如“穿衣”指读经的满拉升为阿訇的毕业仪式。满拉学完规定课程，教长认为已经达到阿訇的水平，准许其毕业，经过穿衣这一仪式后，方能独自开学掌教。这里的“穿衣”与汉语穿衣服的意义已经有了很大差异。“散学”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放学或放假；回族话中“散学”的意思是清真寺里任教的阿訇不再继续担任该寺的教职而向教众宣布退职的一种活动。三是拟古。为了表达的需要，回族话经常取用古代汉语或近代汉语中的一些词语。这些词语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亡，但却为回族话所留用，表示一定的意思。如“知感”是知恩感激的意思，指知会真主的恩典以及对自己目前状况的知足等意思。四是别同。从某种意义上讲，独造、取意、拟古这一系列是造词现象，都是为了达到和现代汉语不同的目的；而这里的别同，主要指的是在语用方面，尽量和现代汉语免除混同，将意义区别开来。如“点香”意思等同于焚香、烧香，但回族话禁用“烧香”、“香火”之类与佛教有关的词语，所以使用点香。“壮”意思等同于“肥”，但回族话中只习惯用“壮”来表示带脂的牛、羊肉及其他可食之肉，而非常忌讳用“肥”表达这一概念。
二、经堂语。自明代中叶以后回族穆斯林学者胡登洲等人兴办经堂教育，招收学生，讲授经典。在授课中，采用统一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教材，但讲课时使用汉语讲解，经常掺杂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语，有时候几种语言的语素交互组合，于是形成了大量具有创意和特色的回族语汇。这种语汇久而久之渗透到了回族群众的日常生活用语之中，为了有所区别，人们称这种语汇为“经堂语”。
经堂语大致分以下三类：一是回族民间使用的波斯语，如“乃玛子”（礼拜）、“阿布代斯”（小净）、“多再海”（火狱）、“底扎”（坟墓）、“帮布达”（晨礼）、“撇申”（晌礼）、“底格尔”（晡礼）、“沙目”（昏礼）、“虎伏坦”（宵礼）、“杜闪白”（星期一）、“斜闪白”（星期二）、“彻勒闪白”（星期三）、“盼闪白”（星期四）、“闪白”（星期六）、“吐克闪白”（星期日）等；二是阿拉伯语词汇，如“穆民”（信仰伊斯兰教者）、“伊斯俩目”（伊斯兰教）、“扎米尔”（著名的）、“古若阿尼”（《古兰经》）、“苏勒”（《古兰经》篇章）、“哈吉”（朝觐者）、“主麻日”（星期五）、“哈俩里”（合法的）、“哈拉姆”（不合教法的）、“乌苏里”（大净）、“绥拉提”（天桥）、“色瓦布”（奖赏、谢谢）、“泰斯比哈”（赞颂真主）等；三是回族经常使用的一些特殊词语，如“先知”（指穆罕默德）、“道堂”（苏菲派传教地）、“定夺”（决定）、“五功”（即念、礼、斋、课、朝）、“圣行”（穆罕默德做过的）、“老人家”（传播伊斯兰教的人）、“定然”（真主的安排）、“口唤”（同意、认可、死亡）、“口到”（吃）、“舍散”（施舍）、“有水”（有大净）、“没水”（没有大净）、“吊罐”（淋浴器）、“油香”（油饼）等。经堂语中的词汇在伊斯兰教化以后，负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使用和研究回族语言时不可忽视。尤其要注意的是经堂语的书写用字和经堂语词汇的语义。不少宋元语汇和佛教儒家的用语，一旦进入经堂语后，便大都被赋予了伊斯兰教的内容，语意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是需要我们仔细琢磨的。
经堂语里还有一些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构成的词组，如“安拉乎艾克拜热”（真主最伟大）、“安拉洪麦算力”（主啊！你祝福吧）、“主麻乜贴”等。但这类词组更多是由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的语素按照汉语语法结构构成。如主谓词组“您伍玩儿务”（您吉祥如意），偏正词组“札米尔清真寺”（大清真寺）、法图麦忌日、伊斯兰教历、苏菲派、古尔邦节，动宾词组朝罕志、给口唤、发散乜贴、道赛俩目、念尼卡哈、接都哇、穿卡凡、站者那则、下埋体、过尔麦里等。这类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有机和谐地结合而成的词组大有中西合璧的风味。

回族使用和创新的文字

回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发展，借用和改造汉语以利交际的同时，还不断地使用和创制着自己的文字。
一、最早的汉语拼音文字。与上述波斯文、阿拉伯文使用的同时，回族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民间创造出了汉语最早的拼音文字——“小儿锦”。小儿锦又叫做“消经”。据有关学者研究，这种文字在元明之际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石刻中就已经出现了。它是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回族人使用汉语的拼音文字。关于小儿锦的产生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回族的先民初到中国，不会说汉语，为了学习，便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作为学习时的“拐棍”，它的出现大约在唐宋之间；另一种说法认为小儿锦产生于经堂教育出现前后，在清真寺里，经堂老师讲了阿文经典，学生们在课后复习的时候，将只有辅音的《古兰经》经文中的字母，加上元音符号来用，借以理解、消化经文的内容，因此把小儿锦也叫消经，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当然，最可靠的还必须用文物来印证。在陕西西安市化觉巷清真寺里，有一块颂扬修建清真大寺善举的阿文石碑，这块石碑有用小儿锦拼写的人名以及撰文者的姓名和籍贯。该碑文撰刻于回历七百四十年，这就证明了小儿锦在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就在回族中间流行开了。
小儿锦有较大的发展，是在经堂教育中。经堂教育使用的经典教材《古兰经》多是波斯文，或是《圣训》的阿文。老师讲经的时候又使用的是汉语。经堂里的学员初次听课时，虽能听懂汉语，却不认识汉字，无法用汉字记录，于是扬长避短，用阿文字母来拼合汉语，小儿锦便在经堂学员和阿訇的手中使用和发展起来。小儿锦除了在经堂上记笔记和给经典作注释外，在清代还编印了用它撰写的宗教读物。据说解放前在青海和甘肃的临夏地区广为流行着一本《回话读本》，这本书上面是小儿锦，下面是汉字。甚至在上海还出现了一本叫《照赫勒》（意为珠宝）的书，这是本通用小儿锦字典。解放后，西安还编印了《中阿双韵谐韵字典》，这是一部以汉语词汇为主，附有阿文原词，同时注上小儿锦汉语读音的字典。在社会上，解放前农村回族识字的人很少，有些回族用小儿锦作通信时的应用文字，用小儿锦拼注不认识的汉字，还有人用小儿锦记事、记录中医的偏方，甚至写日记、记述史料、写碑文等。
综上所述，小儿锦是回族穆斯林和讲学阿訇发明创造的，是传播中阿文化的产物和结晶。它曾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过，是汉语拼音史上较早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文字形式，是回族穆斯林对汉语拼音的一大贡献。
二、东干文——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尝试。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个华人穆斯林移民群体，这就是东干人。他们的主体是我国清代同治和光绪年间（1862—1877年）陕甘宁地区西北回民大起义义军的后裔，现在人口已经发展到十二万。这些中亚的回族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在与多种民族和睦相处的农耕生活中，不仅为中亚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还创造了海外华人历史上的奇迹。他们为了传承悠久、丰富的中华文明，打破了汉字难以过渡到拼音文字的种种神话，将带到中亚地区的汉语西北方言拼音化，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语拼音文字——东干文。
中亚回族在最初进入中亚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要求少数民族学校用民族语言教学，政府要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1927年，正在塔什干教育学院读书的回族大学生亚瑟儿·十娃子同尤·杨善新、马凯耶夫等人以中亚回族长期使用的消经为基础，创制了一个阿拉伯字母的东干文字母表。他们还用该字母表以手写的形式创办了最早的东干文报纸。1928年，这批回族大学生又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新的拉丁字母东干文，创办了《东火星报》，出版了学术专著和口传文学，并印制了三十多种东干文教科书。中亚回族话拉丁文字的创制，不仅在东干族扫盲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第一代中亚回族作家和诗人在创作中探索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道路贡献了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都逐步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52年5月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东干语斯拉夫字母方案，经中亚回族群众讨论，专家修改，由前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共和国分院通过了东干语字母方案和拼法方案，正式采用斯拉夫字母拼音文字。斯拉夫字母东干文共有三十八个字母，其中有三十三个采用俄文字母，有五个是根据东干语的音位新造的。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及正字法颁布后，中亚回族学者十娃子和杨善新又重新编写了东干文识字课本。随着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文化室的设立，给东干族学校编写了民族语文教材和资料，一些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了东干文，东干族民间保留的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也被用东干文整理了出来。1957年《东火星》报纸在停办二十年后，改为《十月的旗》（现在名为《回民报》），用新的东干文出版发行，成为东干族语言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
东干文创制的理论和长达五十多年的使用实践证明了汉语可以使用音素文字作为它的载体。在汉语拼音化的道路上，中亚回族的东干文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德国学者吕恒力博士曾经说过：汉语语支包括好多方言，但只有两种书面语，一是以汉字为标准文字的汉语普通话，一是用斯拉夫文字书写的苏联（东干）回族民族语言。东干文是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方言的成功范例。东干文开创了汉语拼音文字的先河。东干文的创制是回族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

回族语言是回族人共同使用的语言，它是我国汉语发展史上绽放出来的一朵绚烂的奇葩。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和其他民族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和谐发展。回族在生存和发展中选择了使用汉语。历史学家认为，共同选择汉语，是回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回族选择使用汉语的同时，还在汉语中融入了自己先民的语言成分，保留了不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汇，创造了经堂语、小儿锦、东干文等特色语言、文字。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而且使自己的语言具有了许多鲜明的特点和风格。回族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着一段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的。

回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早在公元七世纪（唐代），回族的先民从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处，骑着骆驼，驾着云帆，手执香料和珠宝进入中华大地。当时他们所操的语言非常复杂，有的讲阿拉伯语，有的讲波斯语，有的讲突厥语，也有的讲菲律语（即南亚语）。这些从异域东来的穆斯林用汉族人所不能理解的“殊音”来“念礼斋课”。他们所到之处与当地群众进行商业贸易，经济往来，双方利用语言交流的时候，必须依靠“舌人”（翻译）的帮助。大约到了元末明初，一些生长在中国境内的“土生蕃客”中的上层人士开始学习和使用汉语，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穆民仍然在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据历史记载，明代的“四夷馆”和“会同馆”内还特地设有“回回馆”，同时，朝廷还设置了“回回国子监”、“回回国子学”等专门研究阿拉伯和波斯语言文字的机构。回族集中居住的回坊还通行阿拉伯文和汉文对照的公文与门牌。
汉语被回族所借用，为广大回族人普遍使用，大约开始于明清之际。由唐宋到元明清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回族学习和使用汉语，是由于政治、经济、宗教、居住分散、与汉族通婚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国明代后期至清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对外实行封闭政策，对内实行强制性汉化政策。特别是对于回族更为严厉，内部不许通婚，不准启用回族姓氏，强迫回族迁徙，与汉族杂居等，回族语言自然也受到限制，以致逐渐衰落。从回族自身来说，日益扩大的商业贸易，频繁的社会生活交往，也需要他们运用汉语来进行交际，因而使用汉语的回族人日渐增多。这个时期回族在语言使用上出现过一个双语混用和转化的阶段。回民一般在家里和回族聚居区域内部使用传统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回族区域以外、公共场所使用汉语。后来说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机会少了，讲汉语的机会多了，便逐步发展到大多数回族不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地步，最后过渡到以汉语作为回族自己的民族共同语。据泉州《丁氏族谱》所记，明朝嘉靖十五年（1536年），大多数回族人已经看不懂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清净寺碑记里也说，《古兰经》未经汉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到清代的《清稗类抄》更有回族“衣服语言，皆与汉同”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回族除海南岛三亚羊栏区回辉乡和回新乡的四千三百多回族人在讲汉语海南话和广州话的同时，还保留有本民族的语言“回辉语”外，其他回族在社会交际和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汉语，把汉语作为回族的民族共同语和母语。
回族虽然将汉语作为民族共同语，但他们原来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语言仍然活跃在他们的宗教事务和信仰之中，一些宗教职业者或经学院里的学生仍然在相沿传习，广大穆斯林在聚礼和会礼等宗教活动中仍然在聆听或者诵读。更重要的是回族在接受和使用汉语的时候，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他们在积极、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语言体系的同时，保留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某些语言成分、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在二者之间进行了优化组合和创新，再加上他们的民族心理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以及天方异域的特殊情结，便构成了风格浓郁的回族语言。

回族语言的特点

回族所使用的汉语是有很多特点的。我们认真地考察和归纳一下，主要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入乡随俗，随地就音。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回族比较分散，不太集中。回族人口分布地域广，几乎遍布在全国各地。古来有“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大约在明代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根据这种分布格局和特点，回族使用汉语是入乡随俗，随地就音，即居住在哪里的回民就使用哪里的汉语方言。正如回族谚语中所说“哪里的回回说哪里的话，哪里的回回唱哪里的歌”。宁夏的回族操宁夏话的口音，陕西的回族操陕西话的口音，甘肃的回族操甘肃话的口音。回族语言内部也和汉语一样，有着不同方言的区别，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等，其中讲北方方言的最多，大约占到回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北方方言里讲西北支方言的回族人占了全国回族人口的一半。地处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回族集中分布的地区，这里的回族主要讲西北方言里的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回族散居在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也同样操着各个地区的汉语方言。同样是回族，或者南腔，或者北调，内部通话与汉族人一样不易听懂。这是一道独特、亮丽的语言风景线。我们可以这样说，回族语言具有多方言的性质。它的词汇、语法、语音、语调等都是多姿多彩的。我们如果要了解和认识回族语言的全貌，就得像普查全国汉语方言那样，选取二三十个回族语言代表点进行实地调查，写出每个地方的语言调查报告，然后加以综合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一个全面、科学的结论。这是一项巨大的语言调查研究工程，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应当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这项研究是有很大学术价值的。
二、阿拉伯语、波斯语语言成分的保留。回族在接受汉语，使用汉语作为自己民族的共同语的同时，保留了不少自己原有语言的成分，即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语言成分。这不仅是出于回族宗教信仰的需要，而且也是回族生活习俗和民族感情在异域他乡的表露。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只有两样东西根深蒂固，一脉相传：一个是遗传代码，一个是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语言成分在汉语中的保留表现在回族语言的各个层面上，诸如语音、词汇、语法等，尤其是语音和词汇上。
回族语言中保留下来的阿拉伯词语有安拉（真主）、阿丹（《古兰经》中记载的人类始祖）、哈里发（代理人、继承人）、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者）、尔林（学者、学问）等；回族语言中保留下来的波斯语有胡大（真主，与安拉同义）、阿訇（穆斯林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满拉（通晓宗教知识的人，也用来称呼在清真寺里念经的学生）等。这些词语以前被人们称为“外来借词”，其实这种称谓是不科学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历史主义的。回族在语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继承和保留下来的自己先民语言中的词语怎么能称之为“外来”和“借词”呢?我想这种认识是不妥的。
三、语音方面，回族语音和汉语的最大区别是有回腔和汉腔的分别。在国内不管你走到哪里，只要是回汉杂居的地方，通常都能通过语言的腔调区分出他们是回族还是汉族。一般来讲，在回回腔里儿化韵比汉语的更多。回腔里的“er”音位在作儿化韵的时候，读卷舌音［?r］，在单独使用或作辅音拼写外来词语时发舌尖中浊颤音［r］。这主要是回族在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时，一般都力图尽量保存这些词语原有的发音方式造成的。属于闪含语系闪语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里都有这个音，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保留在回族语言里了。同时回族话里把汉语韵母中的后鼻音多读做前鼻音。如把“耕”读做“根”，把“英”读做“因”，把“东”读做“敦”等。据有关研究成果介绍，这也是一种阿拉伯语、波斯语读音在我国回族话中的残留现象。据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里只有前鼻尾音而根本没有后鼻尾音，所以大多数回族在借用汉语的时候，往往将汉语的后鼻音一律读做前鼻音，这无疑是他们在借用汉语时保留了自己原有的发音习惯。当然回腔和汉腔的区别远不止于此。

回族语言对词汇的创新

回族话除了在自己的语言中保留了为数不少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词语以外，还充分运用各种造词方法和构词手段创造出了不少新词、经堂语以及由不同语言语素搭配而成的词组。其中，经堂语最富有特色。
一、回族创造的新词。回族创造的新词，据杨占武先生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独造。回族人在使用汉语表达思想、交流感情时，遇到言不尽意的情况时，往往另起炉灶，独创出一种新词。这种新词，是用汉语的语素材料构成的，它有独特的语意内涵，但不见于普通汉语的词汇体系中。如“托靠”一词是依赖、仰仗的意思，但只限于对唯一的真主使用。“举意”表示要从事某项活动的心愿，并祈求真主接受或回赐。二是取意。回族话中有一类词，意义和汉语有联系，但词义或扩大，或缩小，或转移，与原来的词义已经有了差别，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如“穿衣”指读经的满拉升为阿訇的毕业仪式。满拉学完规定课程，教长认为已经达到阿訇的水平，准许其毕业，经过穿衣这一仪式后，方能独自开学掌教。这里的“穿衣”与汉语穿衣服的意义已经有了很大差异。“散学”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放学或放假；回族话中“散学”的意思是清真寺里任教的阿訇不再继续担任该寺的教职而向教众宣布退职的一种活动。三是拟古。为了表达的需要，回族话经常取用古代汉语或近代汉语中的一些词语。这些词语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亡，但却为回族话所留用，表示一定的意思。如“知感”是知恩感激的意思，指知会真主的恩典以及对自己目前状况的知足等意思。四是别同。从某种意义上讲，独造、取意、拟古这一系列是造词现象，都是为了达到和现代汉语不同的目的；而这里的别同，主要指的是在语用方面，尽量和现代汉语免除混同，将意义区别开来。如“点香”意思等同于焚香、烧香，但回族话禁用“烧香”、“香火”之类与佛教有关的词语，所以使用点香。“壮”意思等同于“肥”，但回族话中只习惯用“壮”来表示带脂的牛、羊肉及其他可食之肉，而非常忌讳用“肥”表达这一概念。
二、经堂语。自明代中叶以后回族穆斯林学者胡登洲等人兴办经堂教育，招收学生，讲授经典。在授课中，采用统一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教材，但讲课时使用汉语讲解，经常掺杂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语，有时候几种语言的语素交互组合，于是形成了大量具有创意和特色的回族语汇。这种语汇久而久之渗透到了回族群众的日常生活用语之中，为了有所区别，人们称这种语汇为“经堂语”。
经堂语大致分以下三类：一是回族民间使用的波斯语，如“乃玛子”（礼拜）、“阿布代斯”（小净）、“多再海”（火狱）、“底扎”（坟墓）、“帮布达”（晨礼）、“撇申”（晌礼）、“底格尔”（晡礼）、“沙目”（昏礼）、“虎伏坦”（宵礼）、“杜闪白”（星期一）、“斜闪白”（星期二）、“彻勒闪白”（星期三）、“盼闪白”（星期四）、“闪白”（星期六）、“吐克闪白”（星期日）等；二是阿拉伯语词汇，如“穆民”（信仰伊斯兰教者）、“伊斯俩目”（伊斯兰教）、“扎米尔”（著名的）、“古若阿尼”（《古兰经》）、“苏勒”（《古兰经》篇章）、“哈吉”（朝觐者）、“主麻日”（星期五）、“哈俩里”（合法的）、“哈拉姆”（不合教法的）、“乌苏里”（大净）、“绥拉提”（天桥）、“色瓦布”（奖赏、谢谢）、“泰斯比哈”（赞颂真主）等；三是回族经常使用的一些特殊词语，如“先知”（指穆罕默德）、“道堂”（苏菲派传教地）、“定夺”（决定）、“五功”（即念、礼、斋、课、朝）、“圣行”（穆罕默德做过的）、“老人家”（传播伊斯兰教的人）、“定然”（真主的安排）、“口唤”（同意、认可、死亡）、“口到”（吃）、“舍散”（施舍）、“有水”（有大净）、“没水”（没有大净）、“吊罐”（淋浴器）、“油香”（油饼）等。经堂语中的词汇在伊斯兰教化以后，负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使用和研究回族语言时不可忽视。尤其要注意的是经堂语的书写用字和经堂语词汇的语义。不少宋元语汇和佛教儒家的用语，一旦进入经堂语后，便大都被赋予了伊斯兰教的内容，语意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是需要我们仔细琢磨的。
经堂语里还有一些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构成的词组，如“安拉乎艾克拜热”（真主最伟大）、“安拉洪麦算力”（主啊！你祝福吧）、“主麻乜贴”等。但这类词组更多是由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的语素按照汉语语法结构构成。如主谓词组“您伍玩儿务”（您吉祥如意），偏正词组“札米尔清真寺”（大清真寺）、法图麦忌日、伊斯兰教历、苏菲派、古尔邦节，动宾词组朝罕志、给口唤、发散乜贴、道赛俩目、念尼卡哈、接都哇、穿卡凡、站者那则、下埋体、过尔麦里等。这类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有机和谐地结合而成的词组大有中西合璧的风味。

回族使用和创新的文字

回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发展，借用和改造汉语以利交际的同时，还不断地使用和创制着自己的文字。
一、最早的汉语拼音文字。与上述波斯文、阿拉伯文使用的同时，回族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民间创造出了汉语最早的拼音文字——“小儿锦”。小儿锦又叫做“消经”。据有关学者研究，这种文字在元明之际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石刻中就已经出现了。它是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回族人使用汉语的拼音文字。关于小儿锦的产生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回族的先民初到中国，不会说汉语，为了学习，便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作为学习时的“拐棍”，它的出现大约在唐宋之间；另一种说法认为小儿锦产生于经堂教育出现前后，在清真寺里，经堂老师讲了阿文经典，学生们在课后复习的时候，将只有辅音的《古兰经》经文中的字母，加上元音符号来用，借以理解、消化经文的内容，因此把小儿锦也叫消经，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当然，最可靠的还必须用文物来印证。在陕西西安市化觉巷清真寺里，有一块颂扬修建清真大寺善举的阿文石碑，这块石碑有用小儿锦拼写的人名以及撰文者的姓名和籍贯。该碑文撰刻于回历七百四十年，这就证明了小儿锦在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就在回族中间流行开了。
小儿锦有较大的发展，是在经堂教育中。经堂教育使用的经典教材《古兰经》多是波斯文，或是《圣训》的阿文。老师讲经的时候又使用的是汉语。经堂里的学员初次听课时，虽能听懂汉语，却不认识汉字，无法用汉字记录，于是扬长避短，用阿文字母来拼合汉语，小儿锦便在经堂学员和阿訇的手中使用和发展起来。小儿锦除了在经堂上记笔记和给经典作注释外，在清代还编印了用它撰写的宗教读物。据说解放前在青海和甘肃的临夏地区广为流行着一本《回话读本》，这本书上面是小儿锦，下面是汉字。甚至在上海还出现了一本叫《照赫勒》（意为珠宝）的书，这是本通用小儿锦字典。解放后，西安还编印了《中阿双韵谐韵字典》，这是一部以汉语词汇为主，附有阿文原词，同时注上小儿锦汉语读音的字典。在社会上，解放前农村回族识字的人很少，有些回族用小儿锦作通信时的应用文字，用小儿锦拼注不认识的汉字，还有人用小儿锦记事、记录中医的偏方，甚至写日记、记述史料、写碑文等。
综上所述，小儿锦是回族穆斯林和讲学阿訇发明创造的，是传播中阿文化的产物和结晶。它曾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过，是汉语拼音史上较早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文字形式，是回族穆斯林对汉语拼音的一大贡献。
二、东干文——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尝试。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个华人穆斯林移民群体，这就是东干人。他们的主体是我国清代同治和光绪年间（1862—1877年）陕甘宁地区西北回民大起义义军的后裔，现在人口已经发展到十二万。这些中亚的回族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在与多种民族和睦相处的农耕生活中，不仅为中亚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还创造了海外华人历史上的奇迹。他们为了传承悠久、丰富的中华文明，打破了汉字难以过渡到拼音文字的种种神话，将带到中亚地区的汉语西北方言拼音化，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语拼音文字——东干文。
中亚回族在最初进入中亚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要求少数民族学校用民族语言教学，政府要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1927年，正在塔什干教育学院读书的回族大学生亚瑟儿·十娃子同尤·杨善新、马凯耶夫等人以中亚回族长期使用的消经为基础，创制了一个阿拉伯字母的东干文字母表。他们还用该字母表以手写的形式创办了最早的东干文报纸。1928年，这批回族大学生又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新的拉丁字母东干文，创办了《东火星报》，出版了学术专著和口传文学，并印制了三十多种东干文教科书。中亚回族话拉丁文字的创制，不仅在东干族扫盲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第一代中亚回族作家和诗人在创作中探索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道路贡献了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都逐步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1952年5月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东干语斯拉夫字母方案，经中亚回族群众讨论，专家修改，由前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共和国分院通过了东干语字母方案和拼法方案，正式采用斯拉夫字母拼音文字。斯拉夫字母东干文共有三十八个字母，其中有三十三个采用俄文字母，有五个是根据东干语的音位新造的。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及正字法颁布后，中亚回族学者十娃子和杨善新又重新编写了东干文识字课本。随着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文化室的设立，给东干族学校编写了民族语文教材和资料，一些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了东干文，东干族民间保留的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也被用东干文整理了出来。1957年《东火星》报纸在停办二十年后，改为《十月的旗》（现在名为《回民报》），用新的东干文出版发行，成为东干族语言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
东干文创制的理论和长达五十多年的使用实践证明了汉语可以使用音素文字作为它的载体。在汉语拼音化的道路上，中亚回族的东干文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德国学者吕恒力博士曾经说过：汉语语支包括好多方言，但只有两种书面语，一是以汉字为标准文字的汉语普通话，一是用斯拉夫文字书写的苏联（东干）回族民族语言。东干文是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方言的成功范例。东干文开创了汉语拼音文字的先河。东干文的创制是回族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