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学

《古兰经》不仅是穆斯林的生活法典，而且在阿拉伯文学方面登峰造极，所以，为了读懂《古兰经》，必须从词法、修辞、降启背景等各方面对《古兰经》进行全面研究，这就产生了《古兰经》学。《古兰经》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古兰经》的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古兰经》诵读学、降启背景、《古兰经》中有关废除与被废除和明显与隐意的经文、《古兰经》修辞学、经注学等等。有一些学者认为，《古兰经》学包含47门学科，著名《古兰经》学家苏优图认为，《古兰经》包含了80多门学科。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古兰经》学是伊历3世纪穆罕默德·本·欧麦尔·瓦杰迪著作的《古兰经学》。

《古兰经》的搜集与整理

每当先知接受启示后，他就把启示诵读给圣徒们，圣徒们便把启示一字不漏地背记下来，在空暇时间他们又背诵给先知听，看背诵得正确不正确。通过这种方式，每个穆斯林都能背诵一部分《古兰经》，有的甚至能背诵全部《古兰经》，他们被称为“《古兰经》背诵家”。先知寺在那时成了人们诵读《古兰经》的场所，每天都有许多人在那里高声诵读《古兰经》。每当有新的迁士来到麦地那时，先知便把他交给一位“背诵家”，让他跟随“背诵家”学习《古兰经》。所以，那时人们争先恐后地背诵《古兰经》。甚至那些想结婚但拿不出娉礼的穷人，只要把一章《古兰经》教给女方作为娉礼，女方也非常乐意。

那时，在先知的鼓励下，人们非常重视背诵和理解《古兰经》，一位“背诵家”说：“先知教授我们十节天经，要等到我们背会和掌握其含义并按经文的规定去做后才教授另外十节，就这样，我们即背诵了《古兰经》又理解了《古兰经》，并且也遵循了《古兰经》。”

《古兰经》在先知时期还没成册，只是一些背诵和记录的资料。在艾卜·白克尔为哈理法的第二年，穆赛勒麦在叶马默妄称先知，艾卜·白克尔派兵去镇压。在这此战役中，虽然穆赛勒麦与其同党被镇压下去，但是穆斯林也牺牲了不少，其中有七十二位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圣门弟子牺牲了。哈理法害怕在以后的战役中，如果再有“《古兰经》背诵家”牺牲，那么，《古兰经》将会与他们一起消失，便产生了把《古兰经》整理成册的想法。于是，艾卜·白克尔命令宰德·本·萨比提和另外几位圣门弟子整理《古兰经》。

《古兰经》绝没有篡改

《古兰经》自降示到现今已经历了1400年的历史，虽然在文字与书写方面随着阿拉伯语言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其内容，甚至每个字母都未曾被篡改或更改过，这的确是《古兰经》的一大奇迹。就此，伊朗著名经注家、哲学家塔巴塔伊说：“《古兰经》自下降的一开始，直到今天从未被更改过，《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神圣天启，代代流传，每个时代都有许多穆斯林学者研究、学习、接受和捍卫《古兰经》。所以，14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手中的《古兰经》与14世纪前安拉降示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古兰经》完全一样，毫无差别。

安拉是《古兰经》的降示者，也是《古兰经》的保护者，所以《古兰经》受到安拉的保护，无论处于任何时代都不会被篡改。《古兰经》第15章第9节经文说：“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这节经文中的教诲指的就是《古兰经》。

《古兰经》的挑战

《古兰经》是安拉降示的天启，是绝对的真理，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和不符合理性的经文。《古兰经》中有一些经文向世人挑战，如果怀疑《古兰经》非安拉所降，乃人的作品，那么就拟作数章或数节。据历史记载，在历史上曾有一些伊斯兰教的敌人企图模拟《古兰经》，以误导人们的思想，但他们所作出的作品，矛盾重重，哪里能与《古兰经》相提并论。《古兰经》向人类提出的这一挑战是《古兰经》的奇迹之一，同时证明了《古兰经》的的确确是来自安拉的启示，任何人绝对作不出类似《古兰经》那样优美的文章。《古兰经》第17章第88节经文说：“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造一部像这样的《古兰经》，那末，他们即使互相帮助，也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文。”

古兰学

伊斯兰教的基本学科之一。以《古兰经》为研究对象，故名。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文的降示概况、经文的记录、收集、整理、统一定本、章节划分和排列，经文的分期、不同的读法、说文解字、具体经文降示背景，经文的互相废止、相互印证和相互解释等，意义明确的经文和意义隐晦的经文，经文中的词法、语法修辞的特点以及对经文的研究和注释等。同时还包括各个时代围绕《古兰经》的天启性、无始性和不可拟作性等问题争论的答辩。古兰学的主要宗旨在于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使人们了解《古兰经》的来历和内容，确立其天启性和其辞章、义理的超绝性，以及统一定本的可靠性，以维护《古兰经》的神圣地位。
9世纪下半叶，古兰学尚未形成，而流传于当时伊斯兰学术界的只是有关《古兰经》的降示和降示原因、不同读法、经文抄写和元音标记以及单词注释、词法、语法等方面知识的零散传述和单题考究。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学习了解《古兰经》的要求，而形势的发展也要求有专人对《古兰经》进行研究，以便把有关知识传给后人。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其它学科的普遍发展双给《古兰经》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和方法，为古兰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大约从10世纪开始出现了有关《古兰经》知识单一题目的研究作品，如：阿里·本·麦地尼（生卒年不详）的《经文降示的各种原因》、卡西姆·本·伯克尔·锡吉斯塔尼）？～941）的《古兰经冷僻词语》和瓦希迪·内沙布里（？～1076）的《启示的诸因由》、豪斐（？～1039）的《古兰单词尾变问题》、达尼（？～1052）的《七家读法易知》等。同时还先后出现了如古兰故事、古兰比喻、古兰律例等单一题目的分类研究，并将每个单一题目的研究称之为一门学科，如“先后经文废止学”、“降示原因学”、“经文词汇学”、“经注学”等。因此，古兰学是随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逐步发展和系统化的一门学科。
12～13世纪，一些学者在前人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编写了一些较为系统的著作，如伊本·朱济（？～1200）的《经学艺术撷精》和《古兰诸学之撮要》、艾布·沙麦（？～1266）的《古兰学简引》。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古兰经诸学问”一词的内含包括当时已经出现的有关古兰的各种问题。多数学者遂认为古兰学正式形成于13世纪。

8～11世纪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学术发展和昌盛的时期，也是伊斯兰各教派、学派的思想主张相继建立并逐步系统化的时期，随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包括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和逻辑学等的发展，古兰经研究的内容也得到了充实。各学派围绕安拉是否具备语言的德性、这种德性是无始的还是有始的、《古兰经》是被造的还是安拉的无始言语、《古兰经》的超绝性及奥斯曼定本的全面性等问题开展过讨论和争论，其中有些观点已成为种教派、学派的主张而延续于后世。维护伊斯兰教正统信仰的学者们如何回答某些违反伊斯兰正统主张的争论并如何以理反驳，遂成为以捍卫《古兰经》天启地位为宗旨的古兰学的新任务，随之产生了“古兰超绝性”这样一个专题的讨论，不少学者写了有关这方面的专题著作，其中巴格达大法官巴格拉尼（？～1013）所著《古兰经的超绝性》批驳了当时否认古兰天启性的某些主张，起到了维护穆斯林大众派对《古兰经》的信仰的作用。

14世纪，由于将伊斯兰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学术概念和见解引入《古兰经》研究领域，古兰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趋于成熟阶段。泽尔克西（1344～1329）、卡斐济（？～1468）和布勒盖尼（生卒年不详）等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们一方面将分散的单一题目的研究改为综合研究，并将研究的内容系统化，如布勒盖尼的《群学星照》一书，主要讲述经文降示的时间、空间及与之有关的事件；经文的口授、背记、传述及传述人；习读经文及习读规则；经文的用语用修辞；经文中的律例及其类别；《古兰经》的分与合、简与繁、长与短等不同章法。15世纪下半叶，埃及著名学者苏尤蒂（1445～1505）吸收泽尔克西、卡斐济及自己老师布勒盖尼等人的成果，将古兰学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使此学科进入了成熟时期，他博览群书兼收并蓄，于1467年最后完成了《经注学大观》一书，其中涉及古兰学的内容大大超过布勒盖尼的著作。后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古兰经学通论》名著，涉及了几个世纪以来先后提出的有关此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为后来研究此学科的人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新的论点和论据。《古兰经学通论》及他的另一著作《古兰降示的诸因由》被后人认为是古兰学的空前成就。

现代以来，古兰学研究从方法到涉猎的问题都有了新的发展。原因一是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科学文化的发展进步以及伊斯兰文献的挖掘整理和印行，使伊斯兰学者的研究思路有了更新，所能依据的材料更为丰富；二是本文殖民主义者及其传教士对《古兰经》的歪曲和诋毁，激发了伊斯兰学者对古兰学的重视，迫使他们不得不对那些反伊斯兰的论点进行辩驳，从而拓宽了研究范围，丰富了古兰学的内容；三是19世纪以来，西方一些较公正的东方学家出于要研究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主张等目的，对《古兰经》进行历史的和学术的研究，如《古兰经》的历史背景、经文降示的时间顺序以及某些经文的社会意义等，并编写出了一些不同于伊斯兰学者观点和写作方法的作品，其中德国诺尔迪克·修杜尔（1836～1930）的《古兰经历史》和法国学者勃拉尔（1900～？）的《古兰经的启示、成书、翻译及其影响》较为有名。这类作品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对伊斯兰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伊斯兰教内有些人对古兰学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只引证前人尤其“前三代”的言论，不加分析地堆积资料的老传统，而采取筛选资料，去粗存精，为我所用，综合分析，并能结合当代人们对《古兰经》提出的异议或问题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布塔希尔·阿尔及里于1916年前后完成的《古兰学辨析》、穆·阿里·赛兰的《古兰学纲领》、什叶派学者赞加尼（1891～1941）的《古兰经历史》、前爱资哈尔大学副校长穆·马赫鲁夫的《古兰学提要》、穆·萨布尼的《古兰学辨析》等。此外，什叶派学者对古兰学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如艾布·阿布·阿卜杜拉·赞贾尼的《古兰经历史》和伊玛目胡毅的《古兰学阐释》，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近几十年来，古兰学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与经注学结合起来，通过对《古兰经》分类，选择其中与现实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某个主题或一部分经文，用现代语言和现代方法进行分析，以求调和经文与现代思想的矛盾，使《古兰经》抛掉历史加给它的各种注释的旧包袱，以适应时代的新发展。如阿卜杜拉·达拉孜的《古兰经的道德宪章》、萨利赫·西德基的《古兰经鹄旨》等著作以现代社会学观点，根据如何治理现代社会问题的要求阐释古兰有关经文，说明经文中有关社会问题的主张仍不失为医治现代社会的某些弊端的良方。又如昭海里的《古兰经与现代科学》、马哈茂德·易卜拉欣的《从地层学看古兰经的超绝性》等则是从自然科学知识观点出发，观察某些经文的含义，说明当人们占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掌握一定的科学道理时，才能更确切地认识某些古兰经文的真正意义。利用现代科学观点探索《古兰经》文的含义并不是使《古兰经》借科学之光得以生存，而在于说明古兰的超绝性既表现于其文词优美、结构严谨、修辞富于雄辩等外形方面，而更主要的是表现于其内容博大精深、富有启迪性和适应性等内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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